截止目前，我國仍未從法律層面對數據權屬有明確的規定。而當前對數據
要素的認識已經從“資源”拓展到“產品”和“資產”。數據要素權屬的界定
方式和實現機制，將決定數據產品的流通效率、數據資產的計量范圍。故而數
據權屬不明或者說數據確權“無法可依”是阻礙數據資產價值實現的重要因素：
其一，傳統的法律規范對權利保護的制度難以解釋數據權利。對于數據產
品的權利保護，多數仍以知識產權權利主張保護，如對相關的數據產品申請著
作權、對某些數據挖掘、加工分析處理的數據工具申請專利，或者從反不正當
競爭角度對某些數據集主張商業秘密保護。然而，主張著作權保護的數據產品
要構成法律意義上的著作權，并非是數據本身，而是構成獨創性的數據匯編方
法。這就會導致缺乏數據加工處理能力的組織，在數據本身無法獲得著作權保
護時，很難實現數據要素流通，阻礙數據資產價值實現。且如若因數據產品相
關權益發生糾紛，在對于產品本身是否構成著作權的審查時需要經過一系列的
舉證質證后才可能被認定，大量增加了維權成本。此外，由于《專利法》明確
規定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不具有可專利性，大數據相關算法可能亦無法取得
專利保護。又如，以商業秘密對數據主張保護在某些特定場景并滿足商業秘密
構成的要件的情況下可行，但面臨如通過爬蟲抓取公開數據、通過算法還原原
始數據、個人非法獲取企業數據等場景時仍無法給予全面直接的保護和救濟。
故而，傳統的法律規范在對數據這一新興權利保護已顯得捉襟見肘，需要有進
一步法律規范對數據權利進行必要的規定。
其二，數據權屬不明，可能導致數據要素市場參與主體間的無序競爭。由
于數據本身的特征具有無限可復制性、非排他性等特征，可能導致多個主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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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一數據均享有相同權利。我國《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法律對數
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卻未規定不同主體的數
據權益發生沖突時的解決規則，尤其在大型的企業平臺間為了擴大市場份額，
互相設置數據壁壘，最終導致無序競爭。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數據權屬的相關
規定模糊，企業利用這些法律漏洞，大規模收集數據并形成自身的財產權益，
尤其對于一些超大型互聯網平臺，還有可能利用自身的市場優勢地位，在某一
領域形成數據壟斷，破壞了數據要素市場的公平秩序，阻礙了其他企業數據資
產的價值實現，而隨著數據要素交易流通市場的成熟，這一問題將會更加凸顯。
其三，數據權屬不明，導致個人信息主體與組織對個人信息利用上易引發
數據權屬糾紛。經濟學者薛兆豐教授就曾援引科斯的觀點分析現實中的一些現
象，譬如電子閱讀器 Kindle 的 Highline 下劃線筆記功能中的數據信息歸屬：
用戶主張該數據所有權，是基于其付費購買了 Kindle，且下劃線筆記也是基于
其閱讀努力而親手作出，并且筆記數據中可能還蘊含了用戶獨創性的解讀；亞
馬遜同樣會主張，這些數據產生并存儲在它的平臺上，筆記數據應歸屬于平臺。
另外，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個人信息主體還享有撤回同意權、刪除
權、攜帶權等權利。個人信息主體可以對企業利用其個人信息開發的數據產品，
要求刪除、撤回個人信息等。但問題是，對于企業來說，實際上企業對基于合
法加工形成的數據產品也享有數據財產權益，在面臨個人信息主體權利主張時，
二者的權利保護孰先孰后？在 2022 年 12 月 19 日，由中共中央 國務院發布了
《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中（下簡稱“數據二
十條”）提出了“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
的二十大精神，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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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改革創新、系統謀劃，以維護國家數據安全、保護個人信息和商業秘密為前
提，以促進數據合規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為主線……”；從該意見可
以看出，在政策層面，當二者權利發生不可避免的沖突時，優先考慮保護前者。
此外，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名民法學家王利明教授的觀點也認為，在二
者發生權利沖突時，應當優先保護具備人格權益性質的個人信息權益。誠然，
從政策及理論的層面，權利沖突的解決機制已經越來越明確，但在尚未上升至
法律層面時，數據權屬不明的問題，仍有可能在個案中會存在權利邊界模糊和
沖突問題，影響了組織參與數據要素市場的積極性，不利于數據資產價值的實
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