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前述數據資產的定義，“數據資產是組織合法擁有或控制的，能進行
計量的，為組織帶來經濟和社會價值的數據資源”。由此可知，形成數據資產
的數據資源是要能夠被組織“合法擁有”或者“合法控制”的。傳統會計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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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認為“合法擁有”意味著組織對于這些資源享有所有權；“合法控制”意味
著即使不享有所有權，但對于資源享有合法控制和支配的權益，表明企業能夠
從中獲得經濟利益，因此符合會計上對資產的定義從而計入資產負債表，例如
融資租入固定資產。但是基于數據的非排他性、可復制性、可共享性等特征，
數據資產中的“合法擁有”不宜通過具有絕對排他性的“所有權”進行規制。
對數據的“合法擁有”不等同與數據所有權，以“所有權”規制數據權屬
不利于實現數據資產價值和流通。所有權強調對“物”的絕對排他，并且民法
中的“物”通常講是有體物或者有形物，而數據本質上是無形的，基于傳統的
“所有權”，難以對數據權屬進行清晰的界定。另一方面，數據的價值在于利
用和流通，并且與傳統的財產權不同，對數據而言，利用通常不會減損其價值，
反而可能因為開發利用而增加其價值，因此數據具有“非排他性”。基于此，
如賦予數據傳統法律框架下的“所有權”不僅難以自圓其說，也不利于打通數
據壁壘，促進數據資產的價值實現和流通。可以說，數據資產的未來收益與“所
有權歸誰”并無太大關系，而主要取決于“誰開發利用”。因此，在 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的《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
用的意見》（下稱“數據二十條”）中，舍棄了所有權的立法思路，而強調“建
立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分置的產權運行機制”。
多種數據權利可以在同一數據載體上共存。在王利明教授《論數據權益：
以“權利束”為視角》一文中，引入了霍菲爾德（Wesley Hohfeld）“權利束”
這一理論對數據權屬進行分析。他認為從“權利束”的視角，我們在對一宗客
體上的諸多權益主張進行解釋時，不用拘泥于四項權能（占有、使用、收益、
處分）的有限劃分，而可以根據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的權利分配方案更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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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認識和描述各種不同的權益主張，從而更好地承載一宗數據之上的復雜權
益網絡。也就是說與有體物之上形成的各個物權的平行結構不同，在數據之上
的權益往往呈現網狀結構一般的“權利束”。而這些權利是可以并存的，如“大
眾點評”作為一個整體的產品，首先是一項無形財產，可以歸屬于數據的處理
者或者“大眾點評”平臺；第二，“大眾點評”中消費者的賬戶信息、消費記
錄、地理位置等個人信息雖然也屬于數據的一部分，但是這些可識別特定自然
人的個人信息權益就應當歸屬于消費者；第三，“大眾點評”的算法可能是一
個商業秘密，應當歸屬于算法的設計者或平臺等；第四，“大眾點評”涉及到
的對各個餐飲店的介紹、其發布的各類信息，以及優惠券等，應當歸屬于經營
者。
根據“權利束”這一理論，實際上在數據這一客體上，多種權利是可以并
存和分離的。這就意味著，對于數據確權這一法律判斷上，是沒有必要強制將
所有的權利確認為某特定主體所享有。而是將數據所產生的各項權利根據不同
的場景拆分為多個權益賦予不同主體。這就可以很好地解釋了智能汽車制造商、
汽車服務商、車主之間對于汽車行駛數據的權屬問題。制造商與服務商之間可
能通過車主的授權同意，各自或共同地對這些數據進行加工、分析形成數據資
產（數據產品）因此享有財產性權益或持有型權益，這些形成的數據資產中又
包含著車主大量的個人信息（這種數據產品往往很難完全實現將個人信息不可
復原的匿名化，即使可以也將減損數據的價值），具有個人信息人格權益。但
數據的價值實現在于利用而非歸屬，多個財產權益之間并不沖突，服務商、制
造商、個人之間可以通過協議各自在其對數據合法控制范圍內行使相關數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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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并實現數據資產價值收益分配。故而“權利束”這一理論基礎與下文提到的
新型數據產權運行機制是具有一定的內在邏輯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