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數據局統計數據初步測算，2023年中國數據生產總量預計超過32ZB。有機構預測，數據流動量每增加10%，將帶動GDP增長0.2個百分點。

2023年10月25日，國家數據局正式掛牌成立，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也隨之加速。半年的時間內，中國數據要素市場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方面，各地政府積極布局數據局、數據交易所（簡稱“數交所”）；另一方面，在發展的過程中，數據要素市場化仍然存在著不少問題亟待解決。

01政策引導，數據要素步入市場化“快車道”

數據已經不僅是國家基礎性、戰略性資源，更成為了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生產要素。根據國家數據局統計數據初步測算，2023年中國數據生產總量預計超過32ZB。有機構預測，數據流動量每增加10%，將帶動GDP增長0.2個百分點。

從產業規模上看，2022年中國大數據產業規模達1.57萬億元，同比增長18％；中國數據交易行業市場規模達到876.8億元，占全球數據交易市場規模的13.4％.....數據顯然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

在過去的半年多時間內，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各地政府主管部門，政策頻發，無不在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提出：“健全數據基礎制度，大力推動數據開發開放和流通使用。”

其實這已經不是數據要素市場化第一次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數據二十條”，確立了數據基礎制度體系的“四梁八柱”，也開啟了數據要素市場改革提速的進程。

2023年2月，《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印發，明確將數字基礎設施和數據資源體系列為數字中國的兩大基礎，提出暢通數據資源大循環，推動公共數據匯聚利用，釋放商業數據價值潛能。

2023年10月25日，國家數據局掛牌成立，負責協調推進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統籌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

2023年12月31日，國家數據局等17部門聯合印發了《“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提出到2026年底，打造300個以上示范性強、顯示度高、帶動性廣的典型應用場景，數據產業年均增速超過20%。

除了國家層面大力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以外，各個地方也都積極推出相關政策，旨在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在地方上的落地。

早在2020年10月11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賦予深圳先行先試“研究論證設立數據交易市場或依托現有交易場所開展數據交易”的重大任務。

2021年7月6日，深圳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布《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推動建立數據交易平臺；同年7月11日，廣東省政府發布《廣東省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行動方案》，明確“推動深圳先行示范區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試點，支持深圳設立數據交易市場或依托現有交易場所開展數據交易”；2022年11月15日，深圳數據交易所正式成立。

除了深圳以外，其他各個地方政府也在積極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2020年9月29日，北京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印發《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設立工作實施方案》；2023年11月10日，全國首個數據基礎制度先行區——北京數據基礎制度先行區正式啟動；2021年11月25日，上海數據交易所揭牌成立儀式在滬舉行并達成了部分首單交易；2023年12月5日，國內首個針對數據資產確認制定的省級地方性標準——浙江省《數據資產確認工作指南》正式實施……

各地在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上的“大動作”頻出，成為圍繞數據要素制度改革加速推進的縮影。

02市場化之路，“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國家層面和各地政府主管部門都在積極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但就目前的發展來看仍然存在一些痛點亟待解決。

在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過程中，首先需要轉變的是原有的思維模式，以及對數據管理架構。對此，中國電子云副總裁、數據產品線總經理馮進告訴鈦媒體APP，從現階段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進程來看，更多的是從供給側進行的，“目前基本都是從政府要做什么，數據要素要發什么制度的角度進行的改革，”馮進指出，“都是從政府引導的維度出發的。”

但在馮進看來，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最終形態是要從市場側出發，以市場為主導，“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首先是市場化，是面向市場主體的，包括數據商、服務商等，”馮進強調，“面向市場，還要思考怎么構建內部數據資源環境、一級數據要素市場和二級數據要素市場。”

解決了從供給側向市場化的思維模式的轉變后，如何統一納管質量參差不齊的數據，是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面臨的第二大難題。因為各個企業，甚至是各個政府職能部門之間數字化水平不同，也決定了其產生的數據質量良莠不齊。即便是同一個企業，不同的分公司，不同的部門之間甚至都存在著數字化水平上的差異。

馮進在與鈦媒體APP的交流中分享了中國電子云的案例。以企業為例，“雖然該企業在數據治理方面花了不少錢，但仍存在業務指標口徑不統一，指標體系復雜等情況。”馮進告訴鈦媒體APP。

在業務側，需要對眾多設備的物聯感知進行數據采集，并根據采集的數據進行實時計算，這對數據中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針對此，我們通過逐步統一，使用一套管理流程，打造統一數據庫平臺的方式，幫助中海油解決了當下棘手的問題。”馮進指出。

而這還僅僅是一個企業內部的數據統一納管，在面向社會層面的數據統一納管平臺，更是需要一套具備強大能力的統一納管平臺，將異構的、質量參差不齊的數據進行統一的納管、流通、交易。

而這也是中國電子云與深圳數據交易所（簡稱“深圳數交所”）合作的一項關鍵內容。深圳數交所作為國內數據交易領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中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排頭兵。截至2023年底，深數所實現交易總額高達65億元，累計跨境交易額1.1億，累計掛牌數據產品1800余種，處于全國領先的地位。

據了解，深圳數交所在成立初期就與中國電子云達成了戰略合作關系，共同建設了具備高安全云原生基礎設施能力和基于統一納管技術的全類型數據交付體系，并圍繞數據流通交易、生態資源導流、數據要素人才培訓和數據資產化等方面展開了深度合作。

首先，深圳數交所與中國電子云雙方在項目建設過程中密切關注數據要素流通領域的政策動態，進行政策分析和解讀，及時捕捉市場需求，靈活調整平臺運營策略；同時，在技術方面，采用微服務架構和系統松耦合設計，系統可擴展性高，能夠支撐業務快速迭代的需求。

其次，在數據合規高效流通使用方面，雙方通過建設DEXC+智能合規系統，以科技創新和精細管理，實現了數據交易合規自動化評估，完成了數據商與第三方法律服務機構之間的高效對接，以科技賦能數據交易合規生態。

值得一提的是，馮進告訴鈦媒體APP，在數據交付流轉方面，深圳數交所與中國電子云通過建設全類型數據交付體系，打破傳統交付技術局限，探索數據交付流轉標準，實現輕中高不同量級、多類型產品試用與交付。

有了深圳數交所這樣的標桿，相信中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道雖阻，行則將至。

03全國數據互聯互通仍存在“掣肘”

縱觀國內各個地方的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進程，其實也有諸如上海、北京、濟南、杭州、溫州等眾多一二線城市做的很不錯。但目前全國性質的數據互聯互通仍是個棘手的問題。

針對此，在馮進看來造成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有四點。

首先，每個地方的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管理辦法發布的秩序不同，授權運營的模式也不一樣，“異構化的模式對各地的互聯互通造成了阻礙。”馮進指出。

其次，各地主管部門選擇的技術平臺/數字平臺存在差異。“每個地方的主管部門會選擇不同服務商，數字化平臺的異構化，會讓平臺的拉通存在一定難度，也導致了一級市場公共數據運營難以互聯互通。”馮進如是說。

再次，各個地方之間仍存在主管的保護意識，各地主管部門在成功上線一個公共數據運營場景之前，一般不會過早的對外流出太多消息，更不要說跨省市的合作模式了，“各自為政”自然也成為了當下全國數據運營體系互聯互通的一大阻礙。

最后，現階段，整體全國的頂層設計仍處于規劃、探索和實踐相結合的狀態，國家數據局在上位法方面仍需要不斷健全、優化。

根據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測算，數據要素在2021年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就已經達到14.7％，貢獻度達到0.83個百分點。隨著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進程的推進，數據將在GDP增長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而實現全國公共數據互聯互通是這個過程中關鍵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