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以來，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逐漸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與其他全球治理問題不同的是，隨著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議題范圍不斷擴大，呈現出多元化、多維度、多層級的特點，在開辟了國家活動新空間的同時，也給傳統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值“百年未有大變局之際”，大國競爭不斷加劇，網絡空間不僅是大國博弈的重要領域，更成為大國博弈的重要工具，而網絡空間對于國際關系的影響更開始滲透到方方面面，成為新時代國際關系演進的重要時代背景。本書從全球治理、國家安全和大國博弈三個維度分析了過去十年中網絡空間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和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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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節選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尚不知何時結束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演進，“東升西降”態勢顯著，中美戰略競爭日趨加劇。盡管信息技術的發展帶來了又一輪全球權力的轉移，信息技術推動權力從國家向非國家行為體和全球力量轉移，但對于仍然被國家行為體主導的國際舞臺，大國間的競爭只會由于政府權力的相對收縮而變得更加激烈，以便于后者去追求更大的權力。中美歐三方憑借各自的綜合國力和科技實力，在中美科技冷戰和中歐尋求合作的大勢下，凸顯三極鼎立的全球數字地緣格局。

如同現實空間一樣，數字空間的地緣格局也是由國家實力所決定的，美國仍然占據絕對領先優勢，中歐則各有所長，但在整體實力上仍然與美國有著明顯差距。2020年9月，哈佛大學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發布了國家網絡能力指數（NCPI）排名，基于對30個國家的網絡綜合能力進行評估，排名前十位的國家依次是美國、中國、英國、俄羅斯、荷蘭、法國、德國、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亞。在數字經濟規模上，美國達到13.1萬億美元，中國位居第二，規模5.2萬億美元，德、日、英、法則緊隨其后，分別為2.44、2.39、1.76和1.17萬億美元。有報告評估了中美在半導體集成電路、軟件互聯網云計算、通信和智能手機等ICT領域的地位，認為中國在通信和智能手機終端市場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半導體集成電路領域取得積極進展但仍難以撼動美國的壟斷地位，軟件互聯網云計算等領域最為薄弱；美國則是半導體集成電路、軟件互聯網云計算和高端智能手機市場的絕對霸主，而華為已經在通信、芯片設計等數個領域撕開了美國構筑的高科技壟斷壁壘。

首先，中美科技戰略競爭將成為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中美關系的主要矛盾。在數字空間的全球地緣格局中，對全局影響最大的變量是美國對華科技遏壓和中美關系走向。以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打壓華為和清潔網絡計劃為標志，美國對華技術“脫鉤”的政策意圖目前還只是圍繞供應鏈安全和數據安全兩個焦點，但很可能隨之擴散蔓延至數字空間的基礎設施、互聯網服務以及相關的貿易、金融和人員交流等領域。中美博弈是一盤3D棋局，拜登新政府上臺后，以加大國內創新、“小院高墻”和構建民主國家技術聯盟為抓手與中國展開科技戰略競爭，兩國在數字空間的博弈也會更加復雜化。

其次，歐盟強勢推出“數字主權”，美歐在數字空間的利益分歧擴大。從歐洲對“數字主權”的表述——促進歐洲在數字領域提升其領導力和捍衛其戰略自治的一種途徑——來看，一些歐洲國家對于抓住數字時代的發展機遇、重振歐洲的國際地位抱有強烈的期待。美歐在數據保護以及數字稅方面的根本分歧在于美國希望保護本國科技企業的競爭力，而沒有充分考慮歐洲自身的利益訴求。拜登政府上臺后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標就是修復與盟友的關系，但是如果結盟主要是為了與中國展開全球競爭而不充分考慮歐洲的地緣利益的話，美歐在數字空間的合作還將面臨挑戰。

最后，中歐關系的戰略意義凸顯，中歐兩國在數字空間面臨著新的合作空間和發展機遇。2020年是中歐建交45周年，疫情發生以來，中國與歐洲國家領導人就雙邊合作進行了多次在線會晤，均表達了深化科技與數字經濟合作的愿望。歐盟倡導數字主權，中國呼吁尊重網絡主權，雙方都強調國家應在數字空間的治理中發揮更多的作用；盡管雙方仍然存在很多競爭和分歧，特別是在人權等領域，但中歐合作的潛力仍然是巨大的。

數字時代的大國關系正在邁入一個新階段。圍繞科技主導權、數字經貿規則以及網絡空間安全規范的大國博弈將更加激烈，賦予大國競爭新的內涵。但是，數字時代不會改變國家的政治地理學本質，不會改變國際政治以實力為基礎的權力博弈邏輯，它改變的是國家的組織和行動方式以及大國競爭的內容和手段。如果說數字技術的力量正在安靜而洶涌地沖擊著一片片固有的邊界和堤壩，國際規則和秩序的重塑也將會在國際舞臺上推進和展開；大國競爭日趨擴大和復雜化，因而更需要精細化應對。

當前，數字技術作為時代的底色正在滲透至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或早或晚國家以及國際體系的各個節點都會進行新的調試以適應新的現實，而最終呈現的結果將是數字力量與傳統力量的融合。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會重新調試原有的權責邊界，特別是非國家行為體將會在數字空間治理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網絡空間沖突正在成為大國在戰爭與和平之間較量的“灰色地帶”，而勝負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有賴于國家實力在網絡空間的投射。國家必須在新的時代背景中通過競爭與合作以謀求自身的發展和安全，此時大國格局的基礎不僅有賴于傳統的國家實力，還有賴于國家在數字空間的力量，特別是兩者力量的有機融合以及是否能夠彼此促進和強化，大國競爭正在超越綜合國力邁向“融合國力”競爭的新時代。

在“融合國力”時代，大國競爭需要依賴國家各種戰略資源的總和，而且更加突出不同領域之間的邊界“消融”，強調不同領域、不同主體、不同層次之間戰略資源的共享、協作和融合。這種“融合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國家地緣邊界在網絡空間的消融。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主權管轄以屬地劃界為主，政府對本國境內的活動享有管轄權，對來自境外的安全威脅享有防衛權，但在互聯互通的虛擬空間，信息的傳遞和網絡活動往往會超越國家地理邊界，內部事務與外部事務的界限在網絡空間逐漸消融，原本屬于國家內政的活動與政策常常具有天然的溢出屬性；二是數字技術加持下低級政治與高級政治之間層級的消融。數字技術對于不同主體活動的影響具有貫通屬性，人們使用它改變生活方式，企業使用它進行生產活動，國家使用它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例如，作為人們使用數字技術的“產品”，數據具有“一物三性”的特質，數據治理同時關乎個人信息保護、企業創新以及國家安全三個層面，需要將多行為主體納入同一個系統框架中加以協調。三是數字治理活動中政治、經濟、安全等傳統領域劃分的消融。新時代的國家安全逐漸體現出安全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融合的發展態勢，技術、經濟和政治議題彼此關聯，這在數字時代表現的尤為突出。無論是數據安全還是網絡攻擊或者網絡竊密行為，往往同時涉及國家在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安全和戰略層面的多重利益和博弈，發展利益與安全利益之間的平衡變得更為重要。

未來的大國競爭將聚焦于數字空間。由于信息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強力介入，大國對數字空間話語權的爭奪將在多領域多節點展開，在客觀上對一國政府融合、調配各領域資源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未來的大國競爭將更多是全政府、全社會模式的博弈。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使得國家主權向新的虛擬空間延伸，而且賦權私營企業等非國家行為體，使得后者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安全維護中的作用大大提升。其次，大國競爭將更多綜合運用政治、經濟等多種外交工具。由于數字技術所體現出的下至人權、上至國家安全的貫通性影響以及拜登政府對西方價值觀的回歸，意識形態因素再度回到大國競爭的中心舞臺，并且成為美西方國家拉攏其盟友對華戰略競爭的重要抓手。再次，軟實力在大國競爭中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價值觀是國際秩序構建和演進的重要推動力，國際規則博弈的背后歸根結底是價值觀和認知的博弈。數字時代的國際秩序正面臨著變革和重塑，一方面舊的國際秩序需要變革以適應新的現實，另一方面網絡空間的國際秩序仍亟待確立。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大背景下，國際規則的博弈將更加激烈，而未來的國際秩序走勢將取決于什么樣的價值觀和理念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

數字技術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而是與世界既沖突又融合，在無政府世界的叢林中推動構建新的國際秩序。拜登政府上臺后試圖重建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然而數字時代的大國關系已不可能回到美國獨領風騷的過去，一次全球權力的重新分配已然開始。與冷戰后時代技術、經濟和安全議題的競爭進程相對獨立不同，“政經分離”的現象在數字時代會變得稀缺，數字時代的“融合國力”競爭比拼的不是各領域實力的綜合相加，而是國家在不同領域實力的聚合，這需要各部門之間更有效的相互協調與配合，而這最終取決于國家的治理能力、變革能力以及國際領導力。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回看過去十年的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進程可以發現，隨著地緣政治和大國博弈在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進程中的作用逐漸凸顯，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力量正在成為這個時代的底色，反過來給國際關系帶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