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企業做數字化轉型如古代千里運往長安的荔枝一樣是一場生死局。在電視劇《長安的荔枝》里，李善德被同僚坑害，接下“從嶺南運鮮荔枝到長安”的“不可能任務”，最終憑借數學計算和科學方法，硬生生完成了這個看似無解的挑戰。但即將成功之際卻被他人坐享其成，攫取功勞。這哪兒是古裝劇，分明是現代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血淚啟示錄：有人像李善德一樣，天真地以為技術能解決一切，結果被現實無情的毒打；有人像魚長侍一樣，只想摘果子，但不愿承擔風險，最終結局慘淡。這恰恰也反映出了現代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的兩大極端——技術理想主義與功利短視主義。所以企業做數字化轉型必需要警惕這兩種人，別學李善德的天真，魚長侍的貪婪，否則會血本無歸，做個寂寞！首先我們來分析一下李善德這個技術理想主義者。如果把千里運荔枝的任務比作企業數字化轉型，那么李善德堪稱古代版的CIO，其規劃能力、技術能力堪稱一流，算盡千里荔枝轉運的每寸路線、每刻時間，連冷鏈保鮮方案都玩出了新高度。但這位技術大牛，卻在轉型路上不斷碰壁，最終慘敗收場，仔細分析原因，與當前企業做數字化轉型何其相似，不外乎內、外兩種因素。

第一，李善德失敗的內因：認知與能力的雙重短板從電視劇中我們不難看出李善德是一位難得的技術型人才，精通數學與物流規劃，能精準計算荔枝運輸的最佳路線和保鮮方法；同時又具備超強的執行能力，面對不可能的任務，他沒有退縮，而是通過實驗、優化流程，最終完成任務；最關鍵的是堅守了底線，在看清右相盤剝百姓后，他選擇揭露真相，而非同流合污，可以說現代企業CIO所具備的能力在他身上一覽無余。但技術型人才同樣有著致命的缺陷，李善德也不例外：比如過于偏執的技術理性，李善德太過于沉迷于數據模型的完美，將荔枝轉運簡化為可計算的數學問題，卻忽視了權力博弈、人性貪婪等非技術因素。他堅信“只要數據能證明效率，就能說服上司”，這種 “數據迷信” 讓他在右相將成本從 960 貫暴漲到 3 萬貫時，仍執著于用數據自證，完全不懂高層決策背后的政治考量。在企業數字化轉型建設過程中，同樣有不少的CIO 常常陷入這類似誤區，拿著漂亮的 ROI 報表向業務部門推銷方案，卻被直接無視或被三言兩句打發而屢屢碰壁。有時候CIO們常常陷于技術的自嗨中而無法自拔，以為用所謂的技術就可以解決業務所有的問題。從電視劇中我們不難看出其實李善德是空有技術而缺乏政治智慧的，他不懂得經營人脈、建立同盟，也看不清左右相高層之間的利益糾葛。當魚長侍暗中篡改方案時，他孤立無援；當因直言得罪右相被貶時，更無人為他說情。這與企業做數字化轉型建設期間的場景何其相像，一個如李善德般的CIO往往數字化項目沒做好卻把自己做成了孤家寡人，因此CIO 若想推動數字化轉型，必須學會與高層周旋、與業務部門結盟，否則再好的技術方案也是空中樓閣難以落地。在推動千里運荔枝項目中李善德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資源整合能力，他依賴蘇諒、鄭平安等盟友，卻未能保護他們的利益，為了完成荔枝轉運任務，李善德默許魚長侍砍伐果農果園，用“必要犧牲” 來自我麻痹。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做法，雖然短期內解決了問題，卻失了人心、失去了盟友。所以不難看出，技術再強，若不懂組織協同與利益分配，最終可能淪為“孤膽英雄”，甚至被既得利益者摘果子。數字化轉型不能只靠信息部門單打獨斗，需要相關部門共同參與、相互融合、彼此成就。

第二，李善德失敗的外因：在權力與組織的夾縫中生存在電視劇中我們明顯的看出右相將荔枝轉運視為鞏固權力的工具，李善德的方案只是其政治博弈的籌碼。當方案成功后，李善德失去利用價值，便被一腳踢開；而一旦方案失敗，他更是首當其沖的替罪羊。是不是與當前某些企業做數字化轉型很相像， 若數字化轉型方案僅被高層視為短期政績工具，即使技術再先進，也僅僅是一個政績體現的工具而已，為什么很多企業數字化總是做不好？因為一開始初心就錯了。為什么項目建設難？很多時候就是企業的組織問題，比如在李善德的方案規劃已出，在尋求大唐帝國的各個組織幫助時，遭遇的卻是官僚主義、各種推諉，導致先進的創新方案難以實施。于是他不得不“扛大旗扯虎皮”，借右相的權力突破層層阻礙，但這種 “人治” 大于 “法治” 的解決方式，注定不可持續，但卻在現代企業中重復上演，企業做數字化轉型建設大都是信息部門的獨角戲，在推進過程中會遭遇業務部門抵觸、消極配合等問題，最終項目做的不倫不類，如果不是一把手親抓，估計90%的數字化項目都很難成功。從以上我們不難看出，企業CIO 不能學李善德只做“技術控”，更要成為 “政治明白人” 和 “道德守護者”。要學會用業務語言講述技術價值，更要懂得向上管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尚方寶劍”式的特權推動轉型，看似有效，實則“飲鴆止渴”，因為企業的組織文化未轉型，任何看似的配合其實都是在應付。CIO們需要認清的是數字化轉型的本質是權力重構與利益重組。唯有將技術理性與政治智慧、人文關懷深度融合，才能避免重蹈 "荔枝轉運" 的覆轍，真正實現組織效能的躍升。而魚長侍堪稱古代版“數字腐敗典型”，表面上協助李善德搞項目，實則把項目變成了斂財工具，將權力與利益玩到了極致。他篡改方案中飽私囊，只想在荔枝送到后邀功，卻不愿承擔運輸失敗的風險。魚長侍最大的特點是深諳權謀，他懂得如何向上管理，獲取領導信任，利用規則獲利，又有很強的資源整合能力，能調動各方勢力為己所用，確保任務的完成，這是李善德所不及的。但作為反派人物魚長侍最大的缺點就是：貪婪、關注短期利益、從未考慮基層感受，最終引發民怨，加速自己的滅忙。而在現代企業中，不乏魚長侍式的人物，而在企業數字化轉型建設過程中，魚長侍之流也并不是沒有，其實大家都懂得，但我們從中可以發現魚長侍式的人物存在，也暴露出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三大風險：

1.流程漏洞風險他利用“荔枝使” 權限模糊的漏洞，肆意操控運輸物資與資金，在現代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一些領導利用權力操控數字化項目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2.文化侵蝕風險魚長侍為了目標不擇手段的行為嚴重破壞了項目團隊的信任生態，讓真心做事的李善德孤立無援。因此在數字化轉型建設過程中，企業也要通過文化建設與監督機制，讓投機者無處遁形，但這點似乎有難度；

3.戰略偏離風險魚長侍將荔枝轉運項目變為斂財工具，導致整個計劃背離初衷，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在數字化建設過程中，CIO 需定期評估數字化項目的戰略契合度，避免項目淪為他人謀利的工具。所以通過魚長侍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企業管理的各種管理漏洞，因此企業需通過技術手段實現流程自動化與數據透明化，壓縮權力尋租空間；要建立嚴格的內部審計與舉報機制，對違規行為零容忍；更重要的是進行企業文化的轉型，讓“數據向善”成為全員共識。綜上所述，《長安的荔枝》不僅是一部古裝劇，更是一面鏡子，照出現代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的種種困境：

1.李善德式天真：技術至上，忽視組織與人性，最終“贏了項目，輸了人心”。

2.魚長侍式貪婪：只摘果子不種樹，最終“短期獲利，長期崩盤”。

3.左右相之爭：高層博弈若失衡，數字化轉型只會淪為權力游戲。所以最后老楊還是那句老生常談的話：企業數字化轉型，從來不是技術的獨角戲，而是一場權力、利益、人性的大博弈。作為 CIO，既要守住技術的底線，又要玩轉職場的規則；既要做得了 “數字建筑師”，更要當得了 “組織變革家”。否則，等待你的不是“一騎紅塵妃子笑”，而是“系統上線全員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