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被正式寫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這標志著數據已和其他要素一起，融入了我國經濟價值創造體系，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基礎性資源、戰略性資源和重要生產力。2022年1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聚焦數據采集、開放、流通、使用、開發、保護等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建設，推動數據采集標準化，分級分類、分步有序推動部分領域數據流通應用，探索“原始數據不出域、數據可用不可見”的交易范式，探索制定大數據分析和交易禁止清單。

為此，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于近日舉辦“中國數據要素市場：體系化與法治化”研討會，延請來自學術單位、實務部門、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學者專家，圍繞數據價值、數據產權等議題，暢談中國數據要素市場的體系化與法治化。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梅夏英發表了會議致辭，指出了大數據交易發展的必然性和局限性，未來我們當下面臨的很多數據產權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以前法學研究多從私人權利和政府管制層面展開，但數據已逐漸成為公共領域內不可忽視的存在，目前法律研究還不能滿足實務需求，在何種范圍內進行交易，如何創造處數據權益與社會效益的良性互動，以及數據價值的確定理論都還需學界進行補充。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熊丙萬就數據基礎制度問題提出以下三點看法：首先，熊丙萬傾向數據確權，理由如下：其一，確權的要領不在于標的本身是否形狀確定，而在于標的是否特定化，因為行為規制對權利客體的確定性要求低而選擇行為規制并不充分。其二，行為規制更適合非交易性的數據要素流通場景，但大量交易性場景涉及到主動性交易，一旦涉及交易場景便有必要確認數據產權。其三，結合權利流通的生活邏輯、經驗邏輯和市場邏輯，確認權利并不等于權利人一定會排除或者禁止別人使用數據，相反會有更好的流通，不確權會帶來更大的爭議解決成本。其次，關于數據確權的權利框架，熊丙萬傾向權力束觀點，提出了具體建議：其一在信息來源主體和生成主體享有不同的權利；其二，規定不涉及信息來源主體和糾紛便獨立所有，來源不明國家享有等例外；其三，推進權利標準化，規制常見情形下不同享有方所需要的產權；其四數據要素財產權基于排他性控制，財產權是否基于架構有助于確定平臺。最后，關于公共數據的處理，分別確定不同使用場景下不同目的對應的使用條件和使用對象，包括基于公共管理的有理由無條件的無償使用、用于公共事業和產權發展的有條件和有償性、為提供產品和服務的特許經營有償使用。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胡凌從市場和經驗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首先要理解要素確權和市場形成過程，應通過試點等方式盤活數據要素，逐漸推動合法市場的出現，并帶動其它市場要素的流動，降低交易成本。其次回到歷史經驗上看，互聯網最初免費生產信息內容，后來才逐漸發展出收費的商業模式，只有生產穩定后才能談確權問題。再次，應評估數據的流動性和稀缺性，來判斷是否能形成穩定的市場預期，是否能賦予相關主體達到最優的狀態，而非一味確權。最后，數據交易所目前還不能交易公共數據，缺乏吸引力，并且一開始門檻設定較高，這可能降低了數據交易所的競爭優勢，將來可以選擇較低的制度門檻，逐漸在市場循環中控制風險和升級。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吳沈括介紹了歐盟數據法案的特點，以企業為中心，考慮到企業數據向外的釋放存在各種情形，針對各類情形從目的限制、規則要求、權利保障幾個層次進行體系設計，旨在通過公平數據流轉利用來縮小數字鴻溝，服務于它的數字十年的數字歐洲計劃，實現所謂的單一數據市場。當前歐洲所面臨的難題集中于：政府對企業涉及到企業獲得數據的公平性，企業對企業是激勵度的不足，政府對政府則是效率原則。而歐盟數據法案涉及了對應的共享機制規則體系，呈現出主體的覆蓋廣且域外適用的特點，涵蓋了企業對用戶、企業對企業、企業與公共部門之間的數據共享規則，對我國的數據共享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的謝波峰副教授從稅收角度發表了看法。首先，做為生產要素的“數據”概念與技術領域的“數據”有一定區別，能進入數據市場流通的數據要素應該具有通用社會使用價值，成為一種嶄新的生產要素，從而需要適配的稅收制度，而目前研究中提到的數據稅大多是基于現有的交易框架，并不是將數據當作具有新價值的新生產要素。其次，介紹了數據要素有關的現有稅收制度包括數字服務稅、數字資產稅和其它三大類，以及國際稅制雙支柱方案涉及GILTI等相關稅收方案，分析了這些現有稅收制度與數據要素稅制的聯系及借鑒啟示，例如由于針對數據征收手段不成熟，無法確定納稅對象、稅基等稅收要素，數字服務稅只是數據稅某種程度的變通。最后，謝波峰分享了推進我國數據稅制的建議，強調稅收政策要兼顧公平和激勵，不能僅僅強調從數據要素獲得稅收收入，還得鼓勵數據要素的流通和使用，尤其以多種方式促進數據富集型企業釋放數據，在給予一定稅收優惠的同時，比如采取對不愿意開放和流通具有公共屬性數據的企業進行特殊利潤稅收調整，進行反向激勵。還要注意聯動設計稅收政策跟征管措施，加強數據稅收政策的可操作性。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許可首先回應了對數據產權的兩種質疑觀點，一方面數據價值化過程是需要投資，這是需要激勵的，另一方面，數據有一定的排他性和有限競爭性，并非無邊際成本，因此應當確立數據產權。而應對產權租值耗散的天然趨勢，除了賦權外，當前實踐中還有搭售、組合、特許、契約、保密幾種方法，而唯一不發生租值耗散就是市價，認同市場建構比產權界定更重要。最后提出可以借鑒數據經紀人、第三方信托、云服務提供商、大數據交易所多種手段來解決數據交易的信任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互聯網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曉春首先提到數據不僅是生產要素也是治理要素，并且摻雜很多人格要素，還會涉及公共利益和安全，屬于平臺治理的重要要素。需要考慮激勵在先利益還是在后利益，在現有規則充分運用好基礎之上，進行進一步的規則創新，體現特定的激勵導向。其次，劉曉春認為在沒有確切產權的情況下，用戶意志和數據權益之間的權利位階應該分不同的情況處理，考慮到數據權屬本身受到目的限制，數據權利濫用會構成競爭法的顧慮。現有數據利用和流動分成內部流動、生態系統之間的流動、生態體系外的流動三種，數據流動的風險控制需要個人信息保護、評估量化公共安全風險、明確數據跨境限制。最后提出把數據放在生態系統下看，生態系統內部平臺利用數據進行跨市場擴張，通過內部數據聯通可以實現平臺總體資源和規則調配，對外則通過數據封閉鞏固生態系統競爭優勢。通過要求平臺開放作為基礎設施的數據及其功能，或可緩解生態系統封閉帶來的壟斷問題。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孔祥穩針對公共數據開放的法律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現在更多的觀點回避了數據產權的界定，只是關注數據應當如何使用問題，提確誰能夠獲得公共數據，誰能夠利用公共數據，便可以明確權利的邊界降低交易成本。其次公物論很大程度上只是對公共數據粉飾，并沒有解決公共數據利用的問題，利用公共數據的重點在于安全和利益，各地政府都有在探索各種開放方式，開放條件會涉及公共數據本身的性質問題。最后提到公共數據開放也會涉及個人信息保護，其合法性來源于履行法定職責或者法律法規規定其它情形，對于匿名化等過程保護可以依靠個保法規定。

清華大學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聯合培養博士王劍圍繞著數據壟斷展開討論。首先通過對數據壟斷現象解構，關鍵看數據能否作為關鍵資源被控制并進而形成市場經營障礙，從而對壟斷的成因、特征、行為到違法性展開規制規則的系統化研究。其次從經濟學和法學角度介紹了壟斷的概念理解。再次回應了對數據壟斷命題真偽的質疑。一則無論是按照新型財產權、傳統財產權或者控制論的觀點，數據都符合經濟學上對于產權范疇的定位，民法對數據屬性界定并不是判斷數據壟斷這個命題真偽的前提；二則數據的可獲得性、時效性和不確定性只是部分數據特征，不能以此否定數據壟斷的成立。最后，對數據壟斷的識別問題，王劍提出如果有價格的要素便可沿用SSNIP界定相關市場，如果說沒有價格要素，那就沒有必要把相關市場界定作為一個必經路徑，并且提出了《反壟斷法》對數據隱私保護可行性的問題。

來自阿里巴巴、字節跳動、騰訊等公司的實務專家對數據要素化的實踐困難和化解之道紛紛提出真知灼見，會議在熱烈的討論中圓滿結束。雖然數據要素的難題多于答案，規則滯后于現實，但是每一次理論界和實務屆人士的交流，都將進一步加深我們對數據法律問題的理解，并有助于理性共識的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