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數據業者而言，數據治理（data governance）并不陌生。

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IT服務管理與IT治理分技術委員會、國際數據治理研究所（DGI）、IBM數據治理委員會（IBM DG Council）等機構的觀點，數據治理意指建立在數據存儲、訪問、驗證、保護和使用之上的一系列程序、標準、角色和指標，以期通過持續的評估、指導和監督，確保負有成效且高效的數據利用，實現企業價值。

盡管已將數據質量管理、數據安全管理、元數據管理、主數據管理、數據生命周期管理、數據應用創新等豐富多姿的內容囊括殆盡，但既有的數據治理仍然小覷了“數據”，并誤讀了“治理”。

數據不僅僅是企業的投入品，更是國家經濟運行機制和國家治理能力的“基礎性戰略資源”，其重要性甚至居于礦藏、土地、河流等耳熟能詳的戰略資源之上；

數據亦不僅僅是企業的產出品，更關乎世界范圍內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活動，具有全球化和跨國界的天然屬性；

數據也不僅僅限于企業，在數字化生存的時代，它改變了普羅大眾對自我和對隱私的觀念，同時塑造了人與人交往的方式。

以此觀之，既有的數據治理掛一漏萬，只看到了數據的技術經濟維度，而忽略了數據所蘊含的社會性、政治性和國際性的多重面向。

同樣，治理并非公司管理的一部分，相反，它始終關注著公共領域，并力圖跨越私營部門和公共機構的二元對峙，最終實現“善治”（good governance）。

1995年，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將“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之總和，一種使相互沖突的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

從“管理”到“治理”，在主體上體現為從“單一主體”向“多元社會經濟組織”的轉變，在規則上體現為“正式制度”向“契約、行業標準、其他非正式制度”的轉變，在向度上體現為從“自上而下”控制向“自上而下或平行運行”協調的轉變。

倘若如此思考“數據”和“治理”，我們就能在開放的視野中重新定義“數據治理”——它不再是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工具，而是在數據利益攸關者之間鑄就相互依賴關系、發掘數據自身價值的基礎性架構。

為此，這一新的“數字治理”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四個環環相扣的議題：

（1）數據治理的目的為何？

（2）誰來治理數據？

（3）采取何種方式進行治理？

（4）治理活動受到何種限制？

首先，數據治理以“數據效率”（Data Efficiency）和“數據正義”（Data Justice）為依歸，前者要求盡可能促進各方協作、減少實質限制、制定缺省規則、降低交易成本；后者主張透明而負責的數據處理、設立高標準的信義義務、保護弱勢一方并防范數據歧視。

如果說數據效率是數字經濟滾滾向前的驅動力，那么數據正義就是數字社會的制動器，兩者的沖突不可避免，因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如何取舍，而在于如何平衡。

其次，在去中心化的數字治理架構下，所有的利益攸關者都是、且應當是數據治理的主體，這其中既包括了個人數據主體，也包括了開展數據收集、利用、加工、傳輸活動的數據業者；既包括了對數據收集、存儲、利用和公開負有法定義務的政府機關，也包括了相應的監督管理機構；既包括了形色各異的組織體，也包括了組織體內部直接從事數據處理的組織成員；既包括了本國政府，也包括其他主權國家和國際組織。

紛繁蕪雜的治理主體迫使我們重思“多利益攸關方治理”和“網絡化治理”（Network Governance）的可能性。

再次，治理方式因治理主體的不同而不同：個人數據主體享有各種權利，法定機關享有權力，監管機構擁有特權，而數據業者和其成員不但有著法定權利，也憑借信息不對稱和技術能力獲得事實上的控制權。治理方式的復雜性為數據治理開啟了實證研究的視角。

最后，數據治理并非在真空中開展，任何治理主體的治理活動均受制于美國法學家Lawrence Lessig所描繪的四種力量，即法律、社會規范、市場和代碼。

當然，事變時移，這里的“法律”不再由單一國家主宰，而演化為彼此競爭的主權之中的國家法以及正在成型的國際法；“社會規范”也因多元的利益和價值而日趨分裂：數據自由還是數據安全？隱私保護還是生活便利？正如我們的社會一樣，社會規范正在被打破和重塑；“市場”日趨發達，但卻遭遇到平臺壟斷和數據壟斷的迷霧；“代碼”依然強大，可更強大的算法及其帶來的黑箱卻更令人憂慮。顯然，不斷變化的四種力量劃定了數據治理的邊界。

最后必須指出，放寬視野之后的數據治理并不是抽象的宏大敘事，而是進行制度比較和問題剖析的宏觀背景。它是起點，而非終點；是開放平臺；而非封閉領土；它遠未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