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人工智能治理范圍的擴張曾引發人們對國際合作面臨潛在挑戰的擔憂。近來，美國對人工智能(AI)監管采取了更為積極的態勢，美國與歐盟的相關監管政策也更加趨同對標。對人工智能治理采取更加一致的國際方法可以加強共同監督，指導研究共同面臨的挑戰，并促進最佳實踐、代碼和數據的共享。也許正是考慮到這一點，于2021年9月召開的人工智能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會議將人工智能政策問題納入重點討論范圍內。美國已經開始啟動監管引擎，發布系列行政命令，招募人工智能治理專業人士，與歐盟開展更加積極主動的監管舉措。歐盟和美國未來將采取更多漸進和可行的步驟，為構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提前布局。

編譯原文：

The EU and U.S. are starting to align on AI regulation

作者：Alex Engler

拜登政府變革監管方式、招雇新人的一系列舉措均體現了一個事實，即美國聯邦政府對人工智能(AI)監管采取了更為積極的態勢，這讓美國與歐盟(EU)的相關監管政策更加趨同對標。這些新興的事態，以及人工智能問題被納入新歐盟-美國人工智能貿易和技術委員會 (TTC)的舉措，都充滿著無限希望。但是，在減少人工智能危害方面，這些國家還可以通過采取其他措施來建立一致性。

自2017年以來，至少有60個國家都采用了某種形式的人工智能政策。這些政策的采用速度好似洪流，幾乎與現代人工智能應用速度相當。人工智能治理范圍的擴張，引發了人們對國際合作面臨潛在挑戰的擔憂。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在在線服務和物理設備中的日益普及意味著任何新的規定都將對全球市場產生重要影響。人工智能訓練和部署的方式殊途各異，這也讓情況進一步復雜化。例如，人工智能系統可以托管在云端，通過互聯網從任何地方遠程訪問。“再培訓”與“轉移學習”讓不同團隊能夠在多個國家工作的同時，共同開發一個包含多個數據集的人工智能模型。邊緣計算和聯邦機器學習技術使得世界各地的物理產品能夠共享影響其人工智能模型功能的數據。

這些考慮因素讓人工智能治理變得復雜，盡管它們不應該被用作逃避必要保護的借口。一個理想的結果是，政府對人工智能進行有意義的監督，同時讓啟動全球人工智能供應鏈成為可能。此外，對人工智能治理采取更加一致的國際方法可以加強共同監督，指導研究共同面臨的挑戰，并促進最佳做法、代碼和數據的共享。

也許正是考慮到這一點，于2021年9月召開的人工智能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會議將人工智能政策問題納入重點討論范圍內。但這絕不意味著有了保障，因為在匹茲堡召開的首屆人工智能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會議上，被審議的其他問題作為雙邊政策問題，擁有更長歷史，這些問題包括半導體、投資篩選和出口管制。此外，參加會議的政府官員對圍繞人工智能治理的共同意圖持樂觀態度，特別是在基于風險的方法和禁止極端情況下的政府社會評分方面達成了共識(見歐盟-美國的附件三人工智能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就職聲明)。

在歐盟語境之下，最為突出的是，這項擬議中的人工智能法案將對數字服務（如招聘和招生軟件）和物理產品（如醫療設備）中的廣泛高風險人工智能應用進行監管。人工智能法案將影響其他類型的人工智能，比如要求披露低風險的人工智能系統和禁止幾種人工智能，但這可能會抑制國際貿易，減少監管滲透。盡管《人工智能法案》的規定如何執行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但歐盟成員國現有的監管機構可能會承擔大部分工作。關于該法案內容的辯論仍在進行中；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這些新規則獲得通過，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生效。以《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為例：亞馬遜和WhatsApp最近因侵犯隱私而遭到罰款(7.46億歐元)，這表明歐盟愿意使用其監管權力，但大多數重大處罰是在《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 實施兩年后、通過四年后才實施的。如果《人工智能法案》遵循類似的時間軸，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實施重大監管。

美國啟動了監管引擎

相比之下，美國的漸進式發展已經很少得到重點關注，但是它們正在聚合成一種有意義的人工智能監管方法。一些機構，如食品和藥品管理局或交通運輸部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將人工智能的考慮納入他們的監管制度。2020 年末，特朗普政府的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鼓勵各機構考慮人工智能可能需要采取哪些監管措施，盡管該機構普遍敦促采取寬松政策。

自那以后，拜登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代表著變革的步伐已經加快。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先是發表了一篇廣受關注的博客文章，后又啟動了一項規則制定程序，明確表示該機構認為管理人工智能歧視、欺詐和相關數據濫用問題屬于其職權范圍。此外，住房和城市發展部已經開始推翻特朗普政府的一項規定，該規定有效地保護了與住房相關的算法免受歧視指控。10 月下旬，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宣布，將啟動一項倡議，在人工智能系統上加強招聘和工作場所保護。此外，五家金融監管機構已經開始調查金融機構的人工智能實踐，這些實踐可能會影響風險管理、公平借貸和信譽。最后，國家標準和技術研究所正在開發一個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框架（注：此份管理框架征求意見稿本公眾號組織過編譯：【算法合規編譯】應當如何開展人工智能風險管理？）。這份政策干預清單開始看起來有點像歐盟對“高風險”人工智能的觀點。事實上，鑒于歐盟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建立和執行其 AI 法案，美國可能會發現自己在 AI 監管的許多實際領域處于領先地位。

加入拜登政府的工作人員，尤其是人工智能研究所的聯合創始人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的人工智能專家蘇雷什·文卡塔蘇布拉曼尼亞和拉希達·理查森都具備一定專業知識，這也體現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為了推動領導層制定《人工智能權利法案》，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還啟動了一系列關于生物識別技術和其他危險人工智能的公開活動。總之，這些進展表明，拜登政府的未來期冀比許多人似乎意識到的更接近歐盟的人工智能監管目標。

這種趨勢不僅限于人工智能產品和服務。參議院最近推出的《平臺問責制和透明度法案》(Platform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Act)表明（注：本公眾號已經組織了中文譯本的翻譯，敬請期待），美國和歐盟有可能達成更多共識。擬議的立法將使大學研究人員能夠處理原始平臺數據，但這需經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批準，并由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新成立的辦公室強制實施企業合規。這反映了歐盟數字服務法案的核心條款，歐洲議會通過該法案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2021年7月的拜登行政命令也與人工智能相關，但不太具體，該命令旨在增加美國市場的競爭，其中包含許多與技術有關的條款。這一命令，加上莉娜·汗(Lina Khan)被選為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使歐盟競爭事務負責人瑪格麗特·韋斯塔格爾(Margrethe Vestager)確信，兩國政府之間存在“很多的一致性”。

積極主動地進行監管合作

新興政策覆蓋著大西洋兩岸，它反映了政府在保護公民免受人工智能傷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過程。然而，這種共同的抱負并不能使一致的監管特別有可能。2009年的一項分析記錄了數千個例子，說明歐盟和美國之間存在監管分歧和非關稅壁壘。雖然隨后所作的一些意在讓這些政策協調一致的努力收效甚微。人工智能法規可能包括許多技術定義，甚至是具體的數學公式，他們肯定會為“誠懇地”提出不同意見提供許多機會。

除了“規避貿易壁壘”之外，“采用一致辦法”也可能加強政府的監督。多國政府執行類似人工智能法規的做法可能會提高性質最嚴重的犯罪被發現的幾率，至少國際企業是如此。此外，政府一貫的優先事項向歐盟和美國的公民社會和學術界發出了一個明確的信號，引導調查和研究得到共同的關注。

歐盟和美國可以考慮采取許多漸進和可行的步驟，以便為人工智能政策的長期一致性奠定基礎。即使只是出于監管目的，著意于人工智能的共同定義也將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而鼓勵更多的信息共享，比如國家標準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就像 NIST 和 CEN-CENELEC在其他技術上所做的那樣)可能是另一個簡單的步驟。監管責任形成后，鼓勵特定部門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和合作的做法可以抵御未來的困難。例如，可以指派一個中央辦公室(如貿易總局和商務部)擔任國際人工智能監管協調員，就如何避免違反未來規則向各機構提供咨詢意見。如果這些步驟被證明是卓有成效的，歐盟和美國可以朝著審計 AI 系統的一致流程和標準努力。

更具膽略的做法的是聯合監管沙盒。若是在沙盒中對新興人工智能系統進行合作實驗和測試，則可能有助于推動更好、更有凝聚力的監管。甚至還可能存在一種監督網絡平臺的共同方法——歐盟和美國可以允許研究人員研究來自兩大洲的匯集數據，提高我們對網絡危害的理解。甚至可能有一種旨在監督某種在線平臺的共同方法，在該平臺上，歐盟和美國可同意讓研究人員研究來自兩大洲的匯總數據，從而提高我們對網絡危害的理解。

總的來說，歐盟和美國應該將積極監管合作納入人工智能問題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范圍內，并通過采取重大的人工智能監管措施，開始為構建更廣泛的國際社會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