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本說明闡述了數字化在COVID-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發揮的作用。事實上，數字技術在應對衛生和經濟危機以及增強復原力方面至關重要。討論了在利用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疫情方面的挑戰，并強調了從政策應對工作中吸取的經驗教訓。還探討了數字化在恢復中發揮作用的方式，以促進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并發展抵御未來潛在沖擊的能力。必須加強數字化方面的國際合作，以創造更好的未來。

導言

貿易和發展理事會成員通過2021年10月13日終止的默許程序決定，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問題政府間專家組第五屆會議的重點議題應為“在日益數字化的經濟中從COVID-19疫情恢復：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自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暴發以來，數百萬人因疫情而喪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苦難。全球衛生緊急狀況導致了自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疫情表明，包括最富裕國家在內的各國對意外沖擊毫無準備。疫情還凸顯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可用于應對的宏觀經濟政策空間和數字化水平方面的巨大差異。

盡管全球經濟在2021年有所復蘇，但疫情導致數百萬人失業，使數百萬人的生計面臨風險，并大大加劇了貧困。此外，各個區域、部門和不同收入水平的個人之間的恢復不均衡，并且受到不確定性的困擾。

截至2022年1月，疫情仍無結束跡象。在許多國家，新病例的數量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加。盡管對于疫情的發展走向和時間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但前所未有的經濟沖擊已經尖銳地暴露了全球經濟本已存在的缺陷，嚴重影響了世界各地的發展前景。這對于發展愿望和在實現方面本已面臨挑戰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而言，是巨大的阻礙。

一些變化在2020年之前開始在世界上形成，現在在疫情的影響下極為突出。例如，對多邊主義的信任已經消退，氣候變化成為更加常見和普遍的問題，快速數字轉型早已開始。這些相互關聯的全球變革的基礎是嚴重不平等的挑戰。事實上，不平等加劇已是2008年金融和經濟危機背后的因素之一，而且不平等在這次危機之后繼續加劇。疫情進一步導致全球不平等加劇，2這一趨勢越來越不可持續。

疫情的蔓延繼續干擾著世界各地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其影響是不對稱的，在國家內部和各國之間向最弱勢群體傾斜。這次危機突出強調了能夠參與數字經濟的人是如何繼續工作、交易和獲得基本服務的。能夠“數字化”的企業、消費者和政府能夠更好地緩解經濟衰退。這帶來了一定的抵御能力，并加快了數字轉型，將對社會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持久影響，但并非每一個人都做好了準備。數字技術還深刻影響著危機期間的社會和經濟行為，并帶來了新的機會和挑戰。在數字方面被排斥的人有可能掉隊，這一點也變得更加明顯。疫情加快了數字轉型進程，使各國政府更加迫切需要作出應對，包括開展國際合作。

在這一背景下，本說明的第一章探討了數字化在疫情期間的作用；第二章討論了利用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疫情方面的挑戰；第三章介紹了從疫情應對政策中吸取的經驗教訓；第四章討論了疫情后的恢復和數字化；第五章強調了國際合作未來在實現數字化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應起的作用。

本說明以成員國決定的下列指導性問題為基礎：

?在處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數字化在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和在恢復期間發揮何種作用？

?在利用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疫情方面有哪些挑戰？

?從政策應對工作中可以吸取哪些經驗教訓？

?展望未來，國際合作應發揮何種作用？

一

數字化在疫情期間的作用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受到疫情引發的衛生和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盡管在各國之間和國家內部都有很大差異。在結構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影響尤其嚴重，因為這些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應對和調整能力也更差。在國家內部，危機對最脆弱和處境最不利的群體，如低收入家庭、移民、非正規工人、往往還有婦女，以及微型企業、中小企業和旅游業等經濟部門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受影響最大的國家、群體和部門的另一個特點是參與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并從中受益的準備程度較低。

數字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疫情的影響，有助于抗擊病毒，并確保了許多經濟活動的持續性。政府為遏制病毒傳播而實施的封鎖和其他預防措施擾亂了經濟活動，而社會對此基本沒有準備。在保持社交距離和限制行動之后，個人、企業和政府越來越多地“數字化”。在經濟活動減緩的情況下，疫情導致電子商務激增和數字轉型加快。盡管在疫情之前，這種轉型已經在快速進行，但疫情成為了數字化的催化劑。

數字技術在與衛生有關和無關的危機應對措施中都至關重要。數字和數據科學工具對于流行病學監測和接觸者追蹤、保持身體距離和遠程保健必不可少。防范、應對和預防疫情的流行病學建模需要創新的數據收集、共享和分析，以創建能夠預見病毒傳播情況的預測模型。

許多人通過在線渠道得以盡可能繼續開展活動，如工作、上學、交流、購物或娛樂。在許多地方，人們依賴于遠程工作和遠程會議的工具。更多的消費者在網上購物，還有更多的人依靠互聯網來獲取新聞、信息和娛樂。

消費者行為的一個顯著轉變表現為電子商務的快速擴張。封鎖措施導致在線交易呈指數級增長。人們轉向數字平臺進行在線購物，2020年全球在線零售額在總零售額中的份額從16%增至19%。各個區域普遍大力采用電子商務，新興經濟體的消費者向在線購物的轉變最大。例如，拉丁美洲的在線市場Mercado Libre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每日商品銷售量是上一年同期的兩倍。非洲電子商務平臺Jumia報告說，其交易在2020年上半年激增50%。

各國政府在執行抗擊病毒及應對其破壞和經濟影響的措施方面也越來越數字化。這些措施包括提供救濟的緊急措施，如社會保障、安全網或對企業活動持續性的支持，以及促進恢復和結構性數字轉型的中長期激勵和數字化措施，它們有助于發展和對未來的沖擊建立抵御能力，下文將就此進一步展開。6各國政府使用的數字工具的例子包括用于海關管理的貿發會議海關數據自動化系統，以及貿發會議數字政務平臺“電子注冊”，通過在線單一窗口繼續向中小企業提供基本服務。本說明的圖表介紹了貿發會議關于受益于電子貿易準備程度評估和其他形式技術援助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或企業所采取措施的調查。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受到疫情引發的衛生和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盡管在各國之間和國家內部都有很大差異。在結構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影響尤其嚴重，因為這些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應對和調整能力也更差。在國家內部，危機對最脆弱和處境最不利的群體，如低收入家庭、移民、非正規工人、往往還有婦女，以及微型企業、中小企業和旅游業等經濟部門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受影響最大的國家、群體和部門的另一個特點是參與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并從中受益的準備程度較低。

數字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疫情的影響，有助于抗擊病毒，并確保了許多經濟活動的持續性。政府為遏制病毒傳播而實施的封鎖和其他預防措施擾亂了經濟活動，而社會對此基本沒有準備。在保持社交距離和限制行動之后，個人、企業和政府越來越多地“數字化”。在經濟活動減緩的情況下，疫情導致電子商務激增和數字轉型加快。盡管在疫情之前，這種轉型已經在快速進行，但疫情成為了數字化的催化劑。

數字技術在與衛生有關和無關的危機應對措施中都至關重要。數字和數據科學工具對于流行病學監測和接觸者追蹤、保持身體距離和遠程保健必不可少。防范、應對和預防疫情的流行病學建模需要創新的數據收集、共享和分析，以創建能夠預見病毒傳播情況的預測模型。

許多人通過在線渠道得以盡可能繼續開展活動，如工作、上學、交流、購物或娛樂。在許多地方，人們依賴于遠程工作和遠程會議的工具。更多的消費者在網上購物，還有更多的人依靠互聯網來獲取新聞、信息和娛樂。

消費者行為的一個顯著轉變表現為電子商務的快速擴張。封鎖措施導致在線交易呈指數級增長。人們轉向數字平臺進行在線購物，2020年全球在線零售額在總零售額中的份額從16%增至19%。4各個區域普遍大力采用電子商務，新興經濟體的消費者向在線購物的轉變最大。例如，拉丁美洲的在線市場Mercado Libre在2020年第二季度的每日商品銷售量是上一年同期的兩倍。非洲電子商務平臺Jumia報告說，其交易在2020年上半年激增50%。

各國政府在執行抗擊病毒及應對其破壞和經濟影響的措施方面也越來越數字化。這些措施包括提供救濟的緊急措施，如社會保障、安全網或對企業活動持續性的支持，以及促進恢復和結構性數字轉型的中長期激勵和數字化措施，它們有助于發展和對未來的沖擊建立抵御能力，下文將就此進一步展開。各國政府使用的數字工具的例子包括用于海關管理的貿發會議海關數據自動化系統，以及貿發會議數字政務平臺“電子注冊”，通過在線單一窗口繼續向中小企業提供基本服務。本說明的圖表介紹了貿發會議關于受益于電子貿易準備程度評估和其他形式技術援助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或企業所采取措施的調查。

由于大多數活動越來越多地在線進行，疫情對互聯網流量造成了巨大影響。2020 年，全球互聯網帶寬使用量增長了 35%，與前一年 26%的增長相比有大幅增加。這是 2013 年以來增幅最大的一年，其驅動因素主要是疫情應對措施。面對與疫情有關的突然變化，互聯網表現出了顯著的抵御能力。許多網絡運營商都

在加快提高能力的計劃，以領先于需求。根據其他說法，盡管疫情對許多行業造成了系統性下行壓力，2020 年仍然創造或復制了 64.2 澤字節的數據；疫情的影響仍將持續數年。現有信息還表明，國際帶寬使用量在疫情期間有所增加，這些流量在地理上集中于兩大路徑：北美與歐洲之間以及北美與亞洲之間。

此外，疫情還凸顯了“物聯網”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些物聯網應用程序提供了關鍵數據，包括聯網熱像儀、接觸者追蹤設備和可穿戴的健康監測設備，從而幫助抗擊疫情。溫度傳感器和包裹追蹤有助于確保安全運送敏感疫苗。

2020年，數字技術似乎也在支持更廣泛的國際貿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采用數字工具的強勁動力幫助推動世界信息和通信技術服務出口增長6%。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達到服務出口總額的近64%。盡管服務出口總額下降了20%(自1990年開始記錄以來前所未有的跌幅)，但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出口額僅下降了1.8%。這反映出，盡管由于疫情對行動施加了限制，但人們越來越多地依靠數字化交付來繼續服務貿易。雖然所有區域的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出口份額都有所增長，而且發展中區域增長了14%，但非洲僅增長了10%，最不發達國家僅增長了6%。

信通技術商品貿易雖然在疫情前有所下降，但似乎也出現了增長。在商品貿易急劇下降的背景下，信通技術商品在商品進口量中的份額從2019年的約13%增至2020年的近16%，是自2000年開始記錄以來最大的年度增長。疫情可能幫助推動了這一趨勢，它鼓勵人們購買臺式電腦和手提電腦，因為此類設備比智能手機等通信設備更適于遠程工作，以及屏幕、揚聲器、鍵盤和鼠標等有助于在家辦公的周邊設備。

在全球價值鏈面臨困難之時，數字解決方案的使用激增還增加了對半導體的需求，導致供應短缺。由于疫情擾亂了全球價值鏈，半導體市場受到不利影響。半導體還是與數字技術發展有關的地緣政治動態的一個主要因素。2021年，半導體緊缺狀況嚴重影響了其他商品的生產和貿易。

總體而言，能夠“數字化”的消費者、企業和政府有助于緩解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數字化”加快了數字轉型，將對社會和人民日常生活產生持久影響，但并非每一個人都同樣做好了準備。

二

利用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疫情方面的挑戰

雖然數字化可以減輕疫情的衛生和經濟影響，但在利用數字解決方案方面遇到了許多挑戰。首先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挑戰是，個人、企業和國家應對疫情的能力不平等。最弱勢群體從數字經濟中獲益的能力更加有限。數字化在國家內部和各國之間都不均衡。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具有嚴重的力量不平衡和不平等特點，這一問題在疫情期間有所惡化，從而加劇了不平等的總體趨勢。

疫情凸顯了連通性和使用方面的差距。由于人們對封鎖措施的應對是越來越多地連接到互聯網，在連通性方面落后的國家和國內部門在應對疫情方面遭遇了更大的困難。盡管世界各地的電子商務激增，但發展中國家的許多較小型企業難以實現數字化和滿足不斷增長的在線銷售需求。同樣，婦女也無法利用數字化，因為疫情暴露了現有的巨大性別數字鴻溝，特別是在最不發達國家。疫情期間的婦女電子貿易大師班中的政策對話突出表明，女企業家遭受了尤其嚴重的打擊。

世界很多地方的數字基礎設施仍然不足，導致連接有限或負擔不起，難以進行有效的電子商務和其他在線活動。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最新數據，仍然沒有連通互聯網的29億人中，有96%生活在發展中世界。最弱勢群體往往沒有連通互聯網。因此，各國對電子商務和數字化的利用水平有很大差異，影響了從對電子商務和其他數字服務不斷增長的需求中獲益的機會。

此外，由于學校關閉、在線居家就學的機會不均和家庭面臨經濟壓力，教育方面的進展，特別是女童在教育方面的進展可能會遭遇巨大阻礙。這將對各國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生產能力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參與和受益于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的準備程度存在差異，表現在連通性和數據基礎設施、數字創業和數字技能以及可用于數字轉型的財政資源和機構能力方面。政府缺乏適當技能組合可能會導致立法和監管框架制定過程中的技術和分析專長不足。這阻礙了政府發現數字技術可能帶來的機會及可能出現的潛在風險和威脅，還妨礙了其監管辦法。此外，市場規模有限減少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可能性。在大多數情況下，政府沒有大量選民要求政策制定者制定規則來管理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

因此，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將其數據數字化并處理為數字智能的能力有限；最不發達國家尤其面臨挑戰。這影響到它們利用數字工具應對疫情的能力。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還會因一流人才向發達國家流失而受到影響，它們在制定全球政策辯論時的代表性較低，進一步加劇了日益嚴重的全球不平等。

從數據中創造和獲取價值需要可獲得和可負擔的連通性以及數據相關基礎設施，以使數據流動，還需要技能、資源和與其他經濟部門的聯系，以及通過適當監管和政策提供的支持。由于數據共享對于執行疫情應對措施至關重要，能力有限的國家無法將數據轉化為數字智能和商業機會并將其用于經濟和社會發展，必然處于劣勢。因此，為確保發展中國家不僅是數據收集的場所，而且同樣有能力從數據中獲取發展價值，在個人、企業和政策層面存在重大能力挑戰。

特別是就電子商務而言，在世界許多最貧窮的經濟體中，由于長期存在的瓶頸和障礙，如寬帶服務昂貴、過度依賴現金、民眾缺乏數字技能以及政府不重視，消費者和企業無法利用新的數字機會。貿發會議(2020b)對發展中國家數字企業家和電子商務平臺的調查突出強調了他們在COVID-19危機期間面臨的若干

關鍵障礙，盡管發展中國家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許多瓶頸在疫情之前已經存在。但受訪者強調，由于針對流動性短缺的融資受限，危機對其投資能力的影響加劇，對連通性和信通技術采用有限的情況進一步惡化以及消費者保護和公平競爭的影響也有所加劇，受訪者還強調了與長期存在的現金支付和貨到付款文化有關的挑戰。

其他相關障礙和關切包括供應鏈和物流中斷，互聯網的可負擔性和運輸成本，昂貴的寬帶服務，缺乏消費者信任，民眾數字技能較差，政府對電子商務擾亂供應鏈和貿易物流的關注有限，以及行動限制。此外，受訪者強調，需要改進電子商務戰略，以應對疫情。這些調查結果與自2017年以來開展的貿發會議電子貿易準備程度評估相一致，該評估強調，大多數受審查國家(主要是最不發達國家)缺乏全面和包容性的國家電子商務戰略。

信通技術商品和服務貿易的變化還表明，與疫情有關的數字化加快帶來了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和最不發達國家進一步落后的風險。在數字貿易變得更加重要的情況下，數字化和電子貿易準備程度較低阻礙了最不發達國家參與數字貿易的能力。

數字經濟力量不平衡在不平等和不對稱方面的另一種具有挑戰的表現是，盡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努力利用各種數字機會，但疫情下的數字轉變進一步提高了主要設在美利堅合眾國和中國的領先數字平臺的業績。大多數用于應對各種封鎖和旅行限制的數字解決方案，如電子商務、遠程工作和云計算，都是由來自這些國家的為數不多的大公司提供的。這些全球數字平臺能夠在其他經濟部門陷入經濟危機時鞏固其主導地位。它們受益于需求增加，甚至在疫情期間，其利潤和市場估值也大幅增長。其市場主導地位的提高加劇了對所創造價值的分配以及消費者保護和公平競爭的關切。一些國內和區域電子商務參與者出現在全球領導者迄今為止不太活躍的區域。然而，其中許多公司在試圖實現規模經濟時面臨挑戰，成功實現增長的公司(如電子商務領域的Souq、Lazada和Flipkart)往往成為全球平臺的收購目標。

事實上，疫情加劇了與數據有關的市場力量不平衡，因為全球數字公司從加速的數字化需求中獲益極大。總體而言，紐約證券交易所綜合指數在嚴重經濟危機中的恢復表明，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某種脫節。最重要的是，領先數字平臺股價的大幅上漲表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甚至更加嚴重的脫節。這些公司不僅抵御了危機，而且其商業模式和主導地位以及對數字服務的強烈需求還推動它們在全球經濟危機中踏上一條收入增長更高的道路。

各國之間和國家內部的所有這些數字不平等、不對稱和力量不平衡所造成的重大挑戰是，本已存在多年的巨大數字鴻溝只會隨著疫情惡化。這正在轉化為更加嚴重的不平等，有可能破壞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展。

應對疫情的另一項挑戰是大量錯誤和虛假信息。數字世界充斥著“假新聞”，它能夠操縱社會，影響民主。這一現象在疫情下變得非常明顯，造成了世界衛生組織稱之為“信息疫情”的情況。

開發和使用追蹤接觸者的數字應用程序方面也產生了挑戰。這些應用程序能夠追蹤傳染，防止與病毒感染者的社會接觸。然而，它們引起了對隱私問題、數據保護和其他人權的關切。控制數據和影響人權的組織(無論是私營部門還是政府)可能會將數據濫用和誤用于監視和操縱目的，這影響了使用者的信任，限制了可以從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中獲得的潛在惠益。尊重人權的問題一直是限制使用追蹤接觸者的數字應用程序來幫助抗擊COVID-19蔓延的因素之一。這些應用程序似乎在亞洲比在歐洲或美國更加成功。

隨著更多的活動轉移到線上，對網絡安全的關切也有所加劇。由于云計算和數字存儲增加，數據泄露變得更加普遍。2020年因為疫情而成為特殊的一年，世界各地的行業都受到嚴重影響。這為網絡犯罪分子將醫療保健行業的弱勢受害者以及失業或遠程工作的人作為目標提供了便利。例如，2020年3月，網絡詐騙增加了400%，使疫情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安全威脅。2020年，美國數據泄露的平均損失達到峰值，為864萬美元。

盡管上述所有挑戰已經存在于快速數字化進程中，但自2020年以來，這些挑戰進一步加劇，影響了利用數字解決方案應對疫情的潛力。在不確定和快速發展的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已經很難跟上技術進步的速度，并且受到大量未知因素的困擾。因此，另一項重大挑戰是，政策制定者在監管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促進發展方面本已存在的困難因疫情而加劇，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依靠互聯網來應對其影響。此外，不同全球發展挑戰，包括衛生、不平等、數字轉型和氣候變化之間的相互關聯不斷加深，這使政策制定者的任務變得更加復雜。

三

從疫情應對政策中吸取的經驗教訓

對疫情的衛生、社會和經濟影響采取的政策應對措施導致了數字化加快，從迄今為止在這方面的經驗中，可以獲得一些關于恢復的前進方向以及促進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的長期數字轉型的初步經驗教訓。首先，它凸顯了數字化的重要性。如果沒有數字化此前取得的進展，這些危機的影響會嚴重得多。經驗表明，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帶來了顯著惠益，但也可能帶來重大挑戰。

第二，疫情在政策與數據的互動以及數據在應對全球危機中可發揮的潛在作用方面向世界提供了重要教訓。數據已成為日益重要的經濟和戰略資源，疫情強化了這一趨勢。人們的生活前所未有地依賴實時數據和技術援助，從監測和控制疫情傳播到日常活動的開展方式(工作、購物、社交、教育等)，以及科學家在創紀錄的時間內開發新疫苗的方式。

疫情明確表明，全球共享衛生數據對于應對疫情后果和尋找新疫苗的研究目的至關重要。數據的國際共享還可用于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發展挑戰。利用數據應對這些全球挑戰需要促進各國之間的數據流動。就跨境數據流動而言，重要的是數據作為公益物的性質是否具有超越國境的影響。這意味著在一個國家產生的數據也可以在其他國家提供社會價值。

第三，疫情進一步凸顯了與國家內部和各國之間仍然存在的巨大數字鴻溝有關的發展滯后。隨著數據重要性的增加，數據鴻溝加劇了傳統的連通性鴻溝。在全球不平等趨勢在總體上不斷增長的同時，疫情加劇了這樣一種關切，即缺乏數字平等可能會增加與社會和經濟機會和結果有關的不平等。

為參與和受益于數字經濟，各國需要能夠獲得相關和可負擔的通信技術，這是數據傳輸的基礎，還需要有能力對其加以有效利用。疫情突出表明，迫切需要彌合現有鴻溝，提高在數字準備方面落后的個人、企業和國家的能力。如果國家能夠利用電子商務和數字化的潛力，其商品和服務將更好地從日益數字化的全球市場中獲益，而做不到這一點的國家則有可能進一步落后。

第四，疫情突出強調了公共政策在盡可能增加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帶來的機會及應對這種經濟帶來的挑戰和關切方面的重要作用。發展成果不是數字技術進步自動產生的。應由政策制定者以能夠產生包容性和可持續成果的方式來塑造數字經濟。

數字化在2020年之前的快速步伐已經敲響警鐘，需要對數字經濟進行監管，使其造福人民和地球。疫情使國家、區域和國際層面進行監管的必要性變得更加迫切。在這一背景下，數據治理，包括與跨境數據流動有關的數據治理尤其至關重要。政策制定者應當盡可能提高數據和跨境數據流動的收益，并盡可能降低所涉風險，同時確保公平分配數據收益。

各國政府可能需要優先考慮國家數字準備程度，以使更多的地方企業，包括婦女領導的地方企業能夠成為數字經濟中的生產者，而不只是消費者。為了增加數據的國內價值并發展經濟，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應對各種政策挑戰，包括減少全球不平等、數字和數據鴻溝、發展連通性和數據基礎設施、集中市場力量及競爭政策和稅收政策。其他政策優先事項包括通過增強數據素養、數字技能和數據人才的教育政策，以及發展數字經濟的創業、創新和產業政策，建設數字化促進發展的能力。還需要建設監管的機構能力，包括政策制定者的技能。采取貿易便利化和海關自動化措施，使貿易流程順暢，這對于改善獲得數字經濟所需設備的機會也很重要。這些都需要大幅增加投資。涉及的政策領域眾多，這意味著需要采取全政府的綜合方法，并在各個部委之間進行合作。以孤立方法執行的數字經濟政策有可能導致結果不甚理想。此外，對于許多發展中小國，為達到數字化的必要規模和臨界體量，通過區域方法可能可以更好地開展能力建設。

第五，全球數字和數據治理與國際合作變得更加相關。鑒于第五代移動技術和“物聯網”得到實施，疫情引起數字化加速和跨境數據流動激增，在全球范圍內大量收集數據并將其變現的范圍擴大了。由于疫情，全球數據和信息共享的需要和益處變得非常明顯；如果沒有數據和信息方面的全球合作，開發疫苗的研究和應對疫情影響的行動會困難得多。

為實現數字經濟的惠益，需要共享和使用數據，這往往涉及數據的跨境流動。然而，如果背后沒有統一的全球數字和數據治理框架來建立信任，可能會導致數據共享倒退，并加劇目前對數據價值鏈不透明的關切，包括個人數據隱私、以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技術以及社交媒體平臺將數據變現。在國際一級，需要制定公共政策，以解決數字化和跨境數據流動導致的各國之間的不平衡。此外，正如一些數據可以成為公益物一樣，因為數據不僅可以帶來巨大的私人收益，還能帶來社會價值和發展效益，有必要將一些數據視為全球公益物，這需要通過全球治理來處理和提供。然而，應當考慮到，在國際一級應對與數據共享有關的風險可能會更加復雜。

因此，國際社會，包括發展伙伴、聯合國機構、區域經濟共同體和與數字發展有關的組織需要加強與各國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合作，以利用機會，并盡可能降低各國在數字經濟中落后的風險。

COVID-19疫情及其對政府收入的影響進一步壓縮了可用的公共資金，但也讓各國政府和其他利益攸關方越發意識到，需要更加積極地參與不斷發展的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并從中受益。這凸顯了國際支持的必要性。

最后，疫情進一步證實，世界各地的經濟和社會仍然密切相關，與衛生、不平等、氣候變化和數字轉型等有關的重大全球挑戰相互關聯，這使國際政策合作的理由更加充分。應對全球發展挑戰需要采取全球政策方法，對此下文將作進一步討論。

四

疫情后的恢復和數字化

在2020年疫情引發的嚴重經濟衰退之后，由于疫苗接種的推進以及各國政府采取的緊急救濟和刺激措施，世界經濟在2021年有所恢復。然而，恢復非常不均衡，并且受到不確定性的困擾。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疫情發展、疫苗供應和全球疫苗接種速度。所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為其提供的政策空間也在恢復中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在經濟刺激計劃中，包括出于數字化的目的。

從疫情中恢復的可持續道路需要全球經濟轉型。數字化在一定程度上使經濟活動繼續并促進執行應對疫情措施，在緩解疫情負面經濟影響中發揮了重要(雖然不均衡的)作用，展望未來，數字化也可以成為支持經濟復蘇和促進長期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數字技術在疫情前已在快速發展，疫情期間的數字化加速所產生的趨勢不太可能逆轉。

關于疫情后恢復的說法似乎側重于更好地重建。然而，疫情之前的數十年的特點是越來越不可持續的趨勢。在2000年代的第一個十年，世界在2008年遭遇了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并且尚未真正從中恢復(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緩慢經濟增長率證明了這一點)。這次危機背后的一個主要因素是，在二十世紀的最后幾十年，不平等有所持續并加劇。這一問題和氣候變化都要求我們采取行動，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此外，可以利用數字轉型趨勢來規劃新的前進道路，以調整政策方向并進行結構轉型。

展望未來，應當采取與疫情前時期不同的方式向前看；重點應當是建設更好的未來。從疫情中恢復有助于重塑全球經濟，以加快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疫情對發展愿望構成了巨大挑戰。它強烈提醒我們注意共同的脆弱性，并表明需要真正的變革。但它也可以成為一個轉折點，改變方向，為未來建設更多的抵御能力。

大多數國家政府優先考慮對疫情采取短期應對措施，但也有一些國家的政府開始應對恢復的較長期戰略要求。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已采取干預措施保護企業和個人收入。貿發會議的研究和技術援助突出強調了發展中國家在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方面的一些成功舉措。例如，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哥斯達黎加為沒有網絡存在的企業推出了一個平臺，還推出了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和短信服務，為農產品、肉類和魚類產品生產者之間的貿易提供便利。在非洲，塞內加爾在各個階層的人口中開展了關于電子商務惠益的宣傳、教育和提高認識運動，還開展了旨在引導新企業和支持地方農產品供應商的成功合作。在盧旺達，中央銀行對移動貨幣暫停收費三個月，并免除了銀行賬戶與移動錢包之間的轉賬服務費。在突尼斯，一項舉措有助于在整個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建立信任。16在亞洲和太平洋，印度尼西亞啟動了一項能力建設方案，以加快微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的信息數字化和業務數字化。在柬埔寨，政府通過了電子商務法，使電子商務企業的注冊更加簡便。在基里巴斯，為遏制疫情蔓延而實施的數字解決方案為利用信通技術和電子商務發展成果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動力。

恢復將取決于政策努力對經濟的刺激程度。數字化戰略在恢復中可以像在減輕疫情影響方面一樣發揮重要作用。如第二章所述，數字化戰略應包括公共政策，以彌合數字鴻溝，建設數字化促進發展的能力。各國可能需要在這些政策領域加緊努力，將疫情帶來的數字機會轉變為發展成果。

數字化在恢復中的作用將取決于維持改革的能力和必要的投資需求。投資應著眼于建設數字化能力，以擺脫這種特殊局面，并在長期上刺激可持續增長。刺激計劃可以成為朝著數字轉型方向前進的機會，以促進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造福人類和世界。可以在短期和中期增加對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能力的投資。投資應使發展中國家不僅成為數字經濟中的消費者，而且成為活躍參與者，從而成為生產者。

刺激計劃已經涵蓋了數字創新和連通性，加強了核心數據基礎設施，并加快了經濟數字化。富裕國家面對疫情制定了大量挽救和刺激計劃，包括出于數字化的目的。例如，美國將為寬帶可負擔性和基礎設施提供數十億美元，在歐盟，按現行價格，預計共有2.018萬億歐元將用于重建疫情后的歐洲，使其更加環保，更加數字化，并更具抵御能力。

然而，對于較貧窮的國家，調動資源刺激經濟的可能性受到嚴重限制，疫情為其對外財政狀況造成了額外壓力。需要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貧窮和最脆弱的國家提供更多國際支持，使其能夠獲得所需的政策空間和流動性，以負擔應對衛生和經濟危機，包括數字轉型的額外資源支出。下一章將就此作進一步討論。

因此，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所采取的政策以及在國家和國際層面對其進行協調的能力。盡管前景暗淡，但仍有可能將疫情轉化為機會，以建設更加包容、更具抵御能力和更可持續的未來。為了更好地恢復，需要協調一致的政策關注和更加緊密的國際合作，以確保數字化在建設更美好未來的努力中發揮有力和積極的作用。

五

國際合作未來應起的作用：實現數字化以促進可持續發展

世界正在經歷衛生危機、不平等、氣候變化和數字轉型等若干全球挑戰相結合和交織的影響，這些挑戰影響到可持續發展的前景。它們并不遵守既定的國家邊境和邊界。需要采取全球協調的應對措施。全球挑戰需要全球解決方案，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孤立行動的國家有資源和能力來有效應對這些挑戰。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應對風險和威脅。

為避免損失十年的發展，并保持對不讓任何人掉隊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希望，國際合作和團結現在和未來都至關重要。可持續發展目標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2030年議程》仍是為人類和世界創造更加繁榮的未來的目標。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建設更具抵御能力、更加包容和更可持續的美好未來。如上所述，疫情突出表明，需要新的和更強有力的全球治理。

從利用數字轉型從疫情中恢復的角度來看，關于跨境數據流動和科技合作的全球解決方案至關重要。數據驅動的全球數字經濟中相互關聯和相互依存的挑戰增加，這需要我們摒棄碎片化的孤立方法，轉而采取從全局出發、協調一致的全球方法。最好采取全球合作方法，為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的全球進展找到共同點，以促進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不應將重點放在差異上，而應努力尋找共同的原則和目標。

這可能需要創新的全球治理方式，因為以前的方式是為一個不同的時代制定的。多邊合作應繼續支持數據共享和研究，以努力實現更具抵御能力、更加包容和更可持續的發展。數據驅動的數字化創造了全球機會，也帶來了全球挑戰，需要采取全球解決方案，以利用積極影響，減輕消極影響。有效的全球數據治理是使數據充分支持實現以人為本的《2030年議程》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目標的先決條件。

這些挑戰極為復雜，具有多個層面，因此需要多學科傳統以及公私部門的不同利益攸關方和公民個人之間的新的參與模式。潛在的政策解決方案應尊重基本的普遍人權，還應足夠靈活，以反映地方利益和文化。這些方案應考慮到各國情況的多樣性、其數字準備水平之間的極大差異以及其發展目標，使所有國家都能以獲益的方式參與。考慮到快速的數字發展，治理還需要在時間上靈活并且敏捷；今天需要應對的挑戰可能與幾年后出現的挑戰有所不同。治理應考慮到能力建設和發展所需的政策空間。

需要就制定規則進行更好的全球對話和合作，以便從數字化中獲得更具包容性的結果，并確定數字經濟的新道路。如何管理和利用激增的數字數據造福全球是一大挑戰。事實上，跨境數據流動的國際監管已成為數字經濟中的重大全球挑戰之一。

踏上數字和數據治理的新道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目前碎片化的數字格局可能無法獲取數字技術可產生的價值，還有可能為與泄露隱私、網絡攻擊和其他風險有關的嚴重損害創造更多空間。從全局出發的全球政策方法應反映數據的多面性和相互關聯性，以支持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平衡不同利益和需求，并讓在數字準備方面落后的國家充分參與其中。

為了減少不平等，避免數字空間進一步碎片化，實現全球數據共享，開發全球數字公益物，增強對數字經濟的信任并減少不確定性，以及應對全球數字平臺巨頭，全球數字和數據治理至關重要。可能需要考慮建立一個新的國際機構，專注于數據方面的治理，讓發展中國家充分參與其中，并與所有利益攸關方開展有效對話。最終的目標應是使數據視需要盡可能自由地流動，同時實現各種發展目標。應從數據共享中獲得盡可能多的發展收益，并確保公平分配這些收益，同時盡可能減少風險和損害。

為使關于數據和跨境數據流動的治理問題的全球辯論具有充分的包容性，最好在聯合國的主持下進行辯論，因為聯合國是最具代表性的國際論壇。可以采取一個新的聯合國協調機構的形式，該機構負有開展數據方面工作的明確任務，并具備適當技能配置，以評估和發展全面的全球數字和數據治理。其工作應當是多邊的、以多利益攸關方為基礎和多學科的。

在加強與數字化有關的國際合作方面已經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聯合國秘書長的報告提出了數字合作的新方法，即數字合作路線圖，其基礎是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的工作(A/74/821)。此外，秘書長承認世界挑戰是相互關聯的，只能通過重振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主義來應對，并提出了題為“最高愿望：人權行動呼吁”的報告和《我們的共同議程》。《我們的共同議程》載有關于以下內容的建議：再續人民和子孫后代之間的團結，扎根于人權的新的社會契約，更好地管理以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式為所有人提供產出的重要全球公域和全球公益物。《我們的共同議程》高度重視數字合作，包括全球數字契約。

要達成共識并找到全球解決方案絕非易事。事實上，當今世界民粹主義和反全球化思潮興起，與從數字技術和數據的使用中獲取租金有關的既得利益相互競爭，在這樣一個時代，提出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協調機構似乎會事與愿違。然而，所有這些因素使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必要踏上新的全球數字和數據治理之路。強化數據領域或分裂為多個領域只會亂上添亂。這會大大降低這些技術和相關數據所能產生的價值，還可能造成與隱私和其他人權、網絡安全以及其他風險有關的重大損害。

還應采取的國際合作形式是增加對促進發展的數字化的國際支持。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需要更加關注處理數據和數據流動問題，包括分配更多資源來建設在國內創造和獲取數據價值的能力。發展伙伴也應發揮重要作用。由于財政、技術和其他資源有限，許多發展中國家需要國際支持。事實上，疫情發生時，發展中國家已經難以調動資源實現發展目標。而且，雖然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資源來應對疫情，但這種狀況可能會減少它們為包括數字化在內的發展獲得更多外部資金的機會。已經為緩解疫情造成的最迫切需求采取了一些國際緊急應對措施，但還需要開展更多工作。

中低收入國家的財政空間縮小，債務負擔增加，導致調動國內資源變得更加困難，這時需要增加資源，以幫助各國滿足日益增長的籌資需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2021年發展合作報告》也認識到了這一點，盡管其中確認，來自雙邊和多邊發展資金及慈善機構的數字化發展資金從2015年的20億美元增至2019年的68億美元。但仍然需要更多資金。

例如，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對于提高對數據和發展影響的認識、制定國家數據戰略、加強法律和監管框架以及幫助確保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層面的監管進程和發展等至關重要。貿發會議在電子商務和法律改革、衡量電子商務和數字經濟、電子貿易準備程度評估、制定電子商務戰略和婦女電子貿易倡議領域的支持都可以加強發展中國家利用數字經濟促進發展的能力。

在數字促進發展領域存在加強和改進協調和合作的空間。這方面的一項有用倡議是貿發會議牽頭的普惠電子貿易倡議。該倡議力求召集捐助界、發展機構、國際和非政府組織以及私營部門，共享數字解決方案，支持電子商務，并使關于數字貿易的政策制定更加協調一致。在過去四年中，該倡議是發展中國家與提供有關電子商務的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的組織之間的唯一門戶。2020年推出的其COVID-19數據庫是集體努力收集可用于建設可持續數字未來的證據的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