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密切關注我國產業鏈供應鏈

正在遭遇的重大新風險

美國正在通過主動謀劃和實施全面圍堵中國高端產業全球發展和擴張機會的新計劃。一個值得關注的新現象是，一方面，美國正在主動干預荷蘭的ASML公司，擴大針對中國企業禁止出口各種型號光刻機的范圍。其中，試圖將28納米的DUV也列入了禁止出售范圍；另一方面，美國總統正在策劃和實施針對中國半導體產品出口美國的新出口關稅，而且，正在謀劃再次擴大針對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美國半導體產品的限制范圍。這些新動向就意味著，美國正在徹底拋棄與中國平等協商的基本立場和公平市場競爭的核心原則，采取技術恐怖主義和技術霸權主義手段，逐步展現出要全面遏制中國半導體產業乃至其他高端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全球發展和擴張空間的戰略苗頭。印度正在勾結中國臺灣高科技企業全面排斥中國大陸企業在印度市場的競爭優勢。需要高度關注的另一個新動向是，印度正在謀劃與中國臺灣高科技企業的全面合作計劃，通過中國臺灣的相關高科技企業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體系之中擁有的技術優勢的結合，在手機、電腦和各種互聯網平臺等關鍵領域組建“臺灣企業出技術、印度企業占據市場”的合作模式，換言之，就是依靠印度和中國臺灣之間的“技術換市場”計劃，既可以幫助印度本土企業依靠臺灣技術很快成長為全球有競爭力的高科技企業，也有利于臺灣高科技企業擺脫對中國大陸的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高度依賴，實現臺灣相對于大陸的產業自主獨立戰略空間。

在我們看來，不能小覷和輕視臺灣和印度之間的這種技術和產業合作模式，這可能對中國在印度的經濟利益以及對臺獨的控制能力產生難以忽略的雙重負面影響效應。德國、日本和韓國全面深度參與圍堵中國高端產業的全球同盟體系可能性正在快速提高。需要積極關注的另一個現象是，隨著我國借助“彎道超車”發展機會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機會，在全球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半導體產業鏈等核心產業領域的全面崛起和發展壯大，這已經不僅僅是挑戰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利益，實際上，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對德國、日本和韓國等這些全球重要工業強國的發展優勢和產業利益，造成了直接競爭和部分替代效應。這就必然會引發德國、日本和韓國等這些重要國家對中國產業崛起的態度。當前，韓國新總統對中國的不友好態度以及韓國國內“通過中國實現出口經濟繁榮時代結束”的論調出現，德國新總理對華友好態度的完全逆轉以及日本新首相對華的全面對抗和遏制態度，均可以從中國與這些國家正在形成的產業直接競爭關系找到端倪和動因。德國、日本和韓國主動參與到美國組建的遏制中國發展的全球同盟體系中的風險正在升高。

二、主動謀劃我國應對產業鏈

供應鏈新風險的新對策

一是將前瞻性地研究破解和預防美國圍堵和遏制中國高端產業全球發展空間的新策略，盡快上升為中國持續推進現代化進程必將面臨的重大挑戰和風險問題。中美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已經是關乎雙方國運的根本性問題，不要再對美國存在任何妥協幻想，中國必須盡快形成脫離美國控制的高水平獨立自主的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體系。即便到2050年左右，中國已經形成了遠超美國GDP規模的現代經濟體系，美國對中國的惡性競爭戰略思維可能會逐步出現淡化態勢，但是，中國也必須形成獨立自主的高水平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體系。為此，我們建議，一是高度認識基礎研究是決定中國現代化進程決定性因素的極端重要性，制定快速將中國政府以原始創新、顛覆性技術創新、關鍵共性技術創新為導向的基礎研究投入提升到3000億美元的高水平，形成與美國在全球基礎研究領域全面對等競爭和抗衡的新局面，尤其要針對國內雙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水平大學實施基礎研究經費“翻番”計劃；另一方面，盡快構建以“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全鏈條主導的政府和企業協同發力的新型產業發展格局。需要關注的是，針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領域所面臨的諸多“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問題，雖然在全國努力下這幾年內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但是，剩下的大部分均是關乎中國產業鏈供應鏈核心領域的問題。這就說明，我們已有的以單個項目為導向的政府扶持模式，存在根本性的科技創新體制困局，政府不能再以單個企業或單個項目扶持的僵化體制加以扶持，必須盡快調整到以“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全鏈條主導的新型發展模式。建立政府和企業有機結合、大中小企業貫穿產業鏈和創新鏈的新型協同機制。

二是全面轉變對臺和對印競爭的新思路，采取主動策略破解中國臺灣和印度之間正在形成的“產業+技術”利益格局，維護中國在區域性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的主導地位以及雙邊利益格局的穩定器功能。中國大陸以往針對臺灣單方面開放市場的策略正在面臨嚴重挑戰和全面調整的機會。臺灣在全球以半導體產業為主的高端產業的競爭優勢，已經成為支撐“臺獨”思維存在和普通民眾不接受兩岸和平統一倡議的基礎性因素。可以這么判斷，半導體產業已經成為影響臺灣民心向背的關鍵因素，一旦臺灣半導體產業優勢被大陸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完全超越和替代，臺灣就必然陷入自身混亂和崩潰的狀態。因此，臺灣當局正是認識到這個關鍵問題，試圖依靠印度市場重新獲得自身高端產業的發展機會。而印度也會借機獲得本土企業在高端產業領域的技術能力，從而排擠中國大陸企業在印度市場的競爭優勢。為此，我們建議，一方面，針對那些試圖深度參與在印度市場排擠中國大陸高科技企業的臺灣企業，采取禁止在大陸進口原材料、銷售產品和開辦企業的策略加以應對；另一方面，摒棄印度式的短期競爭思維，制定盡可能將印度拉入中國主導的區域性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前瞻性計劃，迫使形成印度深度依賴中國主導的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利益發展格局。

三是充分利用德美、美韓、美日之間的利益矛盾以及德、日、韓之間的競爭關系弱點，制定與德國強化產業鏈供應鏈導向的新型合作機制，與韓國形成區域性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一體化的新型利益格局，與日本形成以雙邊市場關系為紐帶的新型市場關系。需要冷靜認識到的是，美日同盟關系是我國難以破解的利益關系，而德國和韓國對我國而言仍然具有很大的雙邊利益合作空間。因此，可以將強化與德國和韓國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關系，作為化解美國正在試圖主導的徹底排斥中國利益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的主要努力方向。雖然德國和韓國近期國內出現了局部范圍的對抗中國的聲音，但是，從長期角度來看，這兩個國家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性只會強化。一旦中國實現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強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體系，對日本的替代性更強，必然誘發日本對中國的直接競爭關系以及日本對中國的全面對抗格局，而德國和韓國與中國在經歷一段產業競爭關系階段之后，則有可能形成與中國之間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新型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