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的AIC框架自左到右體現了從數字本源，到數字具象，到數字能力、要素、數字治理和數字資產的層層架構。

無論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企業的存在是為了追求利潤”還是彼得德魯克這位管理學之父的“企業的首要任務是創造客戶”，現代企業的形態與構成都大同小異。一個企業甚至一個社會的運行，需要的基本要素也無外乎是對象（企業活動需要的人、財、物或者商業中的人、貨、場），過程（英文中為process,主要是沿時間軸的企業價值變化——主要是增加，當然也有可能逆轉——的可識別可定義可管理的歷程）和規制（人為定義的制度與規則及未來智能化的相應計算結論等）。如果從主客體論的角度來看，大致“對象”更多是客觀存在，“過程”可能主觀意志對現實的總結與歸納，而“規制”則更多是生物因素使然。

企業數字化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企業層面的數字化工作可以抽象成三大數字化視角：對象數字化，過程數字化和規制數字化。我們和托馬斯·西貝爾的看法一致，認定驅動數字化及其轉型的技術(稱之為指數級技術)主要就是ABCT（人工智能，大數據，云霧計算和物聯網）。技術對于對象、過程、規制的穿透性并不一樣。前者（對象）在數字世界中更多是以孿生形式存在發展，而中者（過程）與后者（規制）數字化程度最高，其物理世界的存在空間就越小。

話雖然這么說，但是在大多數關于數字化和數字化轉型的論述中，三個方面的平衡意識或表現許多時候是缺乏的。比如一個被廣泛應用的企業數字化的定義是這樣表述的：數字化的底層邏輯，是應用數字技術將現實世界的企業經營管理過程映射到數字世界，再將經過數字算法的結果回嵌應用到現實世界......需要對現實世界的企業經營過程進行系統拆解。這里，我們唯一看到的是如何處理企業的“經營管理過程”。人或者機器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主要是做決策，而自身如何被描述被洞察沒有提及。于是“決策革命”常常變成了數字化轉型的主要標志物。注意過程一詞在英文中是process,它也被同時翻譯成“流程”，于是經營管理過程和企業流程到底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在數字化中的指向和結果是相同的還是不同的，又會引起許多紛亂。

一些談“對象”在未來數字化的組織中變化的文章指出企業管理的主體（管理者）將擴展至人與物兩種基本類型。企業管理的客體（管理對象）仍然是人和物兩大基本類型。主體的變化體現在一些具有智能的物不再是被管理的對象，亦可在某種場景中“發號施令”，參與管理工作。當這些對象能夠決策時，顯然單純的自身數字化（對象數字化）就不足以解釋這些變化。什么樣的過程（此處用流程就不見得合適）和規則能夠為機器智能背書，應當是需要專門研究與開發的。

在許多已經初步實現數字化的組織中，其數字化更多的是在適用數字孿生的場景（比如中國的高速公路體系），而數字化的價值如何體現出來依然還沒有解決。通過數字系統，高速公路的路網布局以致沿線的一車一道，一草一木都可以實時投射到運控大屏上。不論白天黑夜，整條高速的運行情況，車輛異常都盡在視野中。但單純這樣，主要解決的還是安全巡查的效率，還不是真正意義上對高速網線的數字化運營。車流的優化、調度與治理，環境的維護、保養與變級，在單純的數字孿生中沒有得到實現。過程，規制的數字化將是更為宏大的任務，最終實現的意義也更為有價值。

于是，我們數字化轉型框架中的這“三化”，就被認為是本源，是數字化轉型的第一定律，也是我們構建整個體系的頂層邏輯。

無論是全面質量管理理論的“人機料法環”、生產管理四條主線“人、財、物、產品”還是企業構成要素之“人力、物力、財力、信息、技術、知識、時間、空間、市場、客戶、環境等”，這些看似都著眼于對象的理論背后沒有過程和規制都轉不起來。即使是Grieves教授定義的數字孿生模型中的現實世界物理實體、虛擬實體和聯系二者的數據傳輸連接，說的是組織涉及的物理實體和系統的屬性、結構、狀態、性能、功能和行為映射到虛擬世界，并利用數字技術來改變其業務流程和服務模式，以提高效率和增加價值。作為數字孿生理論的大師，單純的物理-虛擬的對映投射顯然是一個方面。教授用“連接”的概念來泛指我們所認定的過程數字化和規制數字化兩個方面的動作。

行文至此，想起了國內廣為流傳的“信息-物理系統”模型的錯誤翻譯與理解，延續至今少人意識。原文為Cyber-Physical Systems,CPS里的Cyber和信息根本就是兩個不同概念。物理空間與賽博空間關系的這個理論，簡單地說就是把數字孿生投放進去后讓物理對象有規律、有過程地在賽博空間被感知，可實時、能自智地運營起來。信息和數據、知識一樣，在其中發揮作用，但本身不是和物理(physical) 融合交互的主體。不理解這些，信息化的思維就無法邁進數字化，智能化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