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不僅是實現我國產業基礎高級化與產業鏈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也是我國“十四五”及中長期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也明確提出“ 到2025年， 數字經濟邁向全面擴展期， 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10%， 數字化創新引領發展能力大幅提升， 智能化水平明顯增強， 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取得顯著成效”的總目標。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受內外部多重因素的影響，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面臨的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一方面，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持續優化，數字技術在生產生活廣泛應用的基礎不斷夯實，工業互聯網、智能車間、智能制造、車聯網、平臺經濟等融合型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 呈現出日新月異的發展態勢， 成為驅動產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動力引擎。可以說，“十四五”時期加快數字化轉型有基礎、有潛力。另一方面， 當前世界主要國家都把推進數字化轉型作為實現創新發展的重要動能， 在前沿技術研發和深化應用等方面加快前瞻性布局， 我國數字化應用雖然發展很快， 但相比而言差距十分明顯。特別是產業數字化轉型面臨諸多困難， 總體呈現結構“偏軟”的特征，“十四五” 期間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仍然面臨“不全”“不深”“不能”“不便”“不愿”等五大難題。

融合“不全”：數字技術在不同產業、行業和地區覆蓋不均衡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是要求利用互聯網新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從融合廣度來看，還存在三個不均衡。

（一）三次產業數字化覆蓋不均衡

總體上看，近年來我國產業數字化發展不斷提速，數字經濟在三次產業中的滲透率均不斷提升（圖1），但是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呈現出“三二一”產逆向滲透趨勢。截至2020年底，我國一二三產業數字化滲透率分別為8.9%、21.0%和40.7%，第三產業數字化發展較為超前，但一二產業則明顯滯后。

（二）各行業數字化覆蓋程度不均衡

為比較數字化在各行業的滲透， 我們利用大數據技術抓取各行業數字化企業注冊情況， 以反映數據化應用的覆蓋程度。結果顯示（ 見圖2 ） ， 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是數字化滲透最多的行業， 其次是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租賃和商務服務業， 而農、林、牧、漁等由于行業生產的自然屬性， 數字化轉型需求相對較弱。從行業數字化發展速度看， 住宿餐飲、衛生和社會工作等行業由于疫情沖擊后更容易利用數字化進行轉型升級， 數字化發展速度更快。

（三）各地區產業數字化程度不均衡

產業數字化是實現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重要途徑。當前， 各地在“十四五”規劃中紛紛強調要持續推進數字技術賦能各行各業， 加快產業數字化轉型。通過對各地數字化企業新增注冊數據分析發現， 2 0 2 1 年， 上海、海南、福建、北京等省市產業數字化程度位居前列， 而貴州、黑龍江、甘肅、云南的產業數字化程度較低，東西部地區間差距十分明顯（見圖3）。從占GDP比重來看，2019年上海產業數字化占比最高，超過40%，福建、浙江、北京、湖北、遼寧等省市產業數字化占比均超過30%，甘肅、青海、內蒙古等西部省市則更低，數字化發展水平差異會進一步拉大地區間的發展差距。

融合“不深”：數字技術尚未形成對產品全生命周期和產業鏈的深度賦能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也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關鍵所在。2020?年我國制造業數字化滲透率僅為19.5%，不僅低于發達國家33%的平均水平，與制造強國德國（45.3%）差距甚遠。其主要問題在于：

（一）數字技術未能深度滲透到產品制造各主要環節

近年來，雖然數字經濟蓬勃發展，但大多數企業數字化普及率、核心環節數控化率仍然偏低，數字技術助推作用并不顯著。不管是大型企業還是中小企業產品制造全生命周期主要環節的數字技術利用率普遍低于50%，特別是中小企業，在生產方面數字技術利用率不足大型企業的一半（見圖4）。這表明大部分企業對數字技術的應用僅停留在初級層面，難以通過數字技術挖掘生產潛力，核心生產環節數字賦能較弱。

（二）產業鏈數字化改造升級仍處于探索階段

工業互聯網平臺是推動企業大規模數字化、智能化，構建全新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重要基礎設施。我國的工業互聯網平臺多數由行業領域領軍的龍頭企業搭建運營，其功能更多滿足自身需要，還未能將上下游產業鏈的企業廣泛接入，讓這些企業也能充分獲取工業互聯網的便利。由于全產業鏈數字化生態體系尚未建立，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上云”數量有限，也無法發揮工業互聯網的效益“倍增器”作用。

“不能”融合：受制于關鍵核心技術、信息基礎設施兩個短板

我國ICT產業從元器件、整機設備、軟件、測試到組裝等各個環節，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關鍵核心技術不能自主、基礎設施支撐不足，加之主導數字化轉型的復合型人才短缺，客觀上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形成巨大掣肘。

（一）關鍵核心技術和重要零部件長期受制于人

前沿技術是一組充分利用數字化與連通性結合在一起后能夠產生多重倍增效應的新技術。聯合國貿發會議前沿技術準備度指數顯示， 美國、瑞士和英國分居前3位， 我國僅居25位。IC insights數據（2021）顯示，全球前15名半導體廠商中，美國有8家，中國僅有臺積電和聯發科2家，且均在我國臺灣地區。由于關鍵核心技術不能自主，因而在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為實體經濟發展賦能時，一些產品的關鍵技術無法破解。與此同時，在一些核心技術外部依賴的情況下，即使利用數字技術也難以將產業的潛在高附加值激發出來， 主要受益方依然為技術來源國， 這導致我國先進制造業與數字經濟融合的疊加效應和乘數效應大打折扣。

（二）信息基礎設施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

當前我國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剛起步，系統化、國際性的國家工業互聯網平臺空缺，作為產業互聯網基石的云計算市場仍處于培育期。2020?年，我國公有云的市場規模為194億美元，僅占全球的6.5%；我國SaaS市場規模僅占全球的2%，相較于美國“落后十年， 差距十倍”，這些無疑增加了制造業利用數字技術的成本和門檻。

“不便”融合：監管體系與標準規范不完善， 融合發展無據可依

面對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挑戰，我國各行各業的監管轉型還剛剛起步，在法規、制度和標準等方面還面臨諸多不適應、不配套。

（一）現有部分法律法規不適應數字化發展新要求

數字化轉型改變了傳統商業邏輯和產業性質，形成跨區域、跨行業、多主體的復雜數字生態系統。對此，現行監管體系的不適應性日益凸顯。例如，目前針對諸如數據產權歸屬、數據安全保護、非法數據交易、數據共享與融合等現實挑戰，仍缺少完善的政策與法律法規，導致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缺乏政策、法規的有效保障。

（二）開放合作的融合標準體系不健全

標準體系不統一使得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成為“空中樓閣”。我國目前有數百個工業互聯網平臺，但由于數據標準、通訊標準、技術標準、接口協議等不統一，每個平臺都是一個獨立的“局域網”， 導致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分散在不同的平臺上，設備、物料、部件等雖在形式上實現了“上云”，但也難以實現業務互動和數據聯通。

“不愿”融合：部分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性和動力不足

在日益激烈的行業競爭背景下，不少企業已開始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探索，但部分中小企業仍在觀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高成本制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意愿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是涉及組織架構、業務流程、經營管理等各方面的系統工程，大多數中小企業由于自身資金有限、生存壓力大，對于投資大、周期長、見效慢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往往望而卻步。絕大部分企業愿在數字化升級上投入的資金“一般是其設備投入的10%左右”，若超過這個量， 企業往往拒絕，這導致一般企業數字化轉型失敗率為80%。中小企業不愿數字化的原因一是沒錢，二是沒發現改造能幫企業掙到錢。現階段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比例約為25%，低于歐洲的46%和美國的54%，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然而，數字化轉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看到效益很可能要到數年之后， 這對中小企業來說不可承受。

（二）受限于技術水平和人才儲備，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動力不足

一方面，中小企業自身技術水平不高，難以滿足企業數字化平臺的開發、部署、運營和維護需求，加之目前市場上的數字化升級改造服務大多是提供通用型解決方案，也無法滿足中小企業個性化、一體化需求。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業尚未建立數字化人才培養體系，在生產、營銷、運營、管理等環節均缺乏數字化人才的支撐，導致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性受挫。據統計，截至2020年末， 國內數字化核心技術人才缺口達417萬人，目前，適齡的數字化人才供給量難以提升、傳統的人才資源體系又無法滿足現有的需要，而數字化領導能力缺失以及員工數字化能力不足都是導致數字化人才供給不足的主要原因。

加快推進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建議

一要強化頂層設計。按照《國家“十四五”數字經濟規劃》的要求，統籌謀劃融合發展的策略和路徑。盡快出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指導性文件，明確融合的總體目標、基本原則、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強化重點領域、重點產業數字化布局，做好不同區域特色產業數字化分類發展的指導工作，增強本土產業鏈供應鏈的競爭力，形成全局帶動效應。

二要夯實基礎支撐。數字基礎設施對產業數字化轉型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加強對光纖網絡、IPv6、5G網絡等連接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促進其升級和進行商用轉化，積極構建大數據網絡中心、智能計算中心和工業互聯網平臺，提升對實體經濟各行業中的海量數據進行采集、存儲、處理和分析的能力與算力。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聚焦集成電路、基礎軟件、重大裝備等重點領域，加快補齊產業鏈條上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等短板。提前布局前沿技術， 以超大規模市場支撐前沿技術產業轉化，開辟未來產業發展新空間。

三要健全法規標準。完善數據開放共享、數據交易、知識產權保護、隱私保護、安全保障等法律法規。加快數字安全立法，明確界定數據產權歸屬，對數據的使用權限、應用范圍等進行標準化與規范化管理。加強政策和標準引導，持續完善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舉措，加強政策間相互協同、相互配套，推動形成支持發展的長效機制。加快建立融合標準體系，推動數字化共性標準、關鍵技術標準的制定和推廣。

四要推動示范引領。持續推進“兩化”融合創新發展，加強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等試點示范， 加快企業“ 上云用數賦智”，推動企業上云、上平臺，降低技術和資金壁壘， 加快企業數字化轉型。面向鋼鐵、石化、機械等重點行業， 制定數字化轉型路線圖，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行業數字化轉型系統解決方案。開展智能制造試點示范專項行動， 著力培育一批“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和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加大中小企業數字化改造的技術、人才、資金支持力度， 引導中小企業加快生產裝備數字化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