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 汲取黨和國家建設發展的力量， 以問題為導向全面提出改革開放新舉措的邏輯在經濟、 政治、 社會等各個方面開啟了 中國面向未來的改革新進程。改革新邏輯開啟的改革新進程全中國人民都吃了一顆定心丸， 讓中國人無比期待新的歷史可能性， 期待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再次完成歷史性飛躍。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下簡稱“全會”?）?繼往開來，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提出了事關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戰略性國家抉擇。?全會以改革新邏輯提出“六個緊密 圍繞”?，?將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定位在國家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以及黨的建設六大方面，?真正開啟了中國改革的新進程。

全會展現的改革新邏輯

習近平同志在全會召開之前就高瞻遠矚提出了 “兩個不能否定” 的理論論述。這一論述讓舉國上下意識到，今天的改革無論如何也脫離不了改革前后黨的歷史與國家歷史。

全會正是根據這一邏輯積極主動地肩負起未來使命的。實際上， 改革開放前后歷次黨的三中全會都從不同方面承擔了國家改革的重要使命， 進而做出了對黨和國家具有重要轉折意義的抉擇。

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七次三中全會， 每一次都深刻體現了黨的執政治國理念的成熟、 發展與深化以及國家各方面改革發展的新認識。

不得不說， 這些新認識往往是在黨和國家面臨實際問題的嚴重困擾時產生的。例如十一屆三中全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十年“文革” 動蕩造成的國家發展落后、 社會秩序混亂的嚴

峻政治、 經濟形勢， 唯有撥亂反正、 實事求是、 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途， 才是讓國家煥然一新的新邏輯。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曾說：“改革需要膽量，沒有膽量就沒有改革， 沒有改革就沒有前進。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我們必須將它做好。”

習近平同志也說：“無論革命建設， 還是改革開放， 都以解決黨和國家現實面臨的問題為落腳點。”

的確，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三十五年， 黨和國家都是以改革來解決發展歷程中所面臨的重大難題的。思想認識問題被十一屆三中全會關于改革開放的決定解決；市場經濟問題被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解決；發展觀問題被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解決等等。可以說， 改革的春風化雨不斷深化、 發展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 在三十五年風雨兼程中時刻指引黨和國家朝著新的歷史高度邁進，推進中國改革不斷開啟新的歷史進程。

全會開啟的經濟新進程

首先， 全會要求中國經濟要協同求變。這意味著中國不再片面追求經濟在數量上的增長， 轉變過去多年所提出的增速“保八” 的僵化維穩思維， 而是將經濟政策與全球經濟相協同、 調整， 建立解決各種經濟問題的有效方案系統。所謂求變， 就是在管理經濟的過程中充分運用動態思維， 保證經濟和經濟政策的靈活性與多樣性， 并積極勇敢面對突如其來的經濟變局。此外，中國經濟協同求變也是經濟政策與經濟制度之間的協同與求變， 它要求全方位轉變經濟政策與經濟制度， 不僅要做到上下、 內外協同， 還要做到中央與地方、各產業、 各行業、 各部門之間的協同。

中國經濟協同求變的根本價值在于， 曾經非“左” 即“右” 的既定單一經濟評價標準無須再提及， 而是綜合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手段推進中國經濟健康、 持續、 穩定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 無論是經濟政策還是經濟制度， 偏“左” 與偏“右” 兩者也都需要協同。如果做不到協同求變， 中國經濟將會面臨更大風險。

其次， 全會要求對分配結構進行有序調整。分配問題是中國經濟乃至整個中國社會最關注的問題之一。解決好這個問題， 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 科學檢驗改革開放成果的根本。當然， 現實社會中這一問題的解決比經濟學領域常用的“分蛋糕” 比喻要復雜得多， 而全會也將注意力集中在了 這塊“難啃的骨頭” 上。例如全會試圖針對國民賦稅進行均衡化調整。

中國在分配領域曾經長期高度依賴針對流轉環節的稅收。換言之， 就是偏重于對勞動者征稅， 反而對資本及資本所有者的征稅偏輕。如果言及賦稅公平， 這種做法已經越來越背離了 賦稅正義與公平原則， 也逐漸背離了經濟效能與效率原則。

有鑒于此，全會突出了深化國家財稅制度改革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期望從正義、 公平原則出發，改變稅收結構不合理甚至逐漸扭曲的狀態， 從而避免近幾年在中東、北非國家因賦稅結構扭曲所造成的嚴重經濟后果和政治教訓。

此外，全會所提出的國家財稅制度改革還涉及到定向轉移支付問題。

定向轉移支付一方面有利于社會再分配的均衡化，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資本分布在地域和產業層面上的均衡化， 從而引導國民經濟的結構化改革。在必要時， 定向轉移支付也會與金融創新、 改革相互結合， 讓國民經濟加速走出國際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衰退的陰霾。無論如何， 通過對分配領域進行結構化、 有序性調整， 進而從根本上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 可以使全會后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社會繼續保持正常發展的態勢。

現在已經有不少經濟學家或政治精英估計，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各項改革開放措施如果真的能夠落到實處、 經濟結構調整步入正軌，那么只需要大約五年時間， 中國經濟可以預見到嶄新的、 平衡的、 有序的狀態。

最后， 全會要求進一步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 并努力實現自主的經濟全球化。中國經濟和社會在努力調整內部結構的同時， 還需要在國際上有所作為， 努力調整日益嚴重扭曲的國際經濟結構和分配結構。中國要做到這一點其實并不難， 畢竟它已經是有著“世界工廠” 之稱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同時也有責任和義務介入這種國際性調整。

中國要實現自主的經濟全球化， 需要國家主權以經濟為手段適度延伸至全球范圍。也就是說， 中國將從單純的商品生產與輸出進階為包括生產、 流通、 銷售等領域在內的全球商品管理。當前，扮演這一國際角色的只有美國一家。但國際金融危機業已表明， 美國作為全球商品管理者并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義務和責任， 相反， 它在不斷利用這一角色地位為自己牟取暴利。

與此同時， 以德法兩國為發動機的歐盟正在努力挑戰美國全球商品管理者的地位。所以， 中國沒有理由坐視不理， 而應該以此為契機積極介入經濟全球化的管理工作， 或者至少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管理成員之一。

要在經濟全球化中實現自主性， 必須立足于不斷迅速成長的金融力量， 而中國金融力量的根本在于人民幣的實力和國際認可，同時也在于中國國家財政金融系統的穩定和強大。基于這一點， 建立穩定、 健康、 高效的財政金融體系是全會勝利召開后中央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

目前， 中國仍然處于難得的發展國家各方面事業的歷史機遇期內，因此，中國需要正視這個機遇期內所存在的三種歷史可能性， 以嚴肅的危機意識明確深化改革開放的目 標。第一個可能性是， 開啟經濟全球化的自主進程， 推動國家健康、 高速發展。第二個可能性是， 陷入漫長的調整過程甚至是停滯過程， 猶如當年的日本。第三個可能性是， 調整失敗， 徹底陷入貧困、 腐敗、 蕭條的歷史周期，猶如當年的南美洲諸國。然而， 全會及其《決定》 無疑給中國人民吃了 一顆定心丸， 讓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第一種歷史可能性， 更有理由期待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完成歷史性飛躍。

全會開啟的政治新進程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 鄧小平就敏銳地察覺到， 改革的總體框架既包括經濟體制改革， 也包括政治體制改革， 兩者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1986 年， 他以當時日益突顯的領導干部終身制、 權力過分集中、 官僚主義、 特權思想和家長制問題為著眼點， 拉開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 著重發展社會主義和黨內民主政治。應該說，20世紀80年代末， 在世界政治形勢風云變幻之際，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頂住了 壓力，取得了 一定成效。而進入20世紀的最后十年，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以穩妥、 積極為主基調， 以政治建設為重點，放到依法治國、 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性質的政治文明與民主政治上來。進入21 世紀，十六大明確了國家性質和宏觀發展道路上政治體制改革要進行頂層設計的理念。

從國家性質而言， 就是要始終將政治體制改革框定在社會主義原則之內， 絕不將西方民主政治的那一套模式照搬進來。

從宏觀發展道路而言， 就是要始終將政治體制改革作為積極穩妥推動法治國家和政治文明建設的動力之源。正是因為多年來我黨堅持將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結合， 才使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取得了 長足進步， 切實保障了人民當 家做主的權利。隨著行政運行和政府權力行使的日益透明， 一個法治理性與民主色彩日益濃厚的中國正在給世界制造一個又一個驚喜。

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之一是改革政治權力的配置模式。這一問題不僅涉及到黨的領導機制范疇， 還關系到整個政治體制改革能否成功。中國的政治權力配置長期以來呈現出一元化格局， 具有明顯的以黨代政、 黨政不分特點。具體表現在人治超越法治、 黨委領導一切、 書記一人說了 算等很多方面。

例如， 盡管確立了 黨委協調各方、 總攬全局的領導模式，將黨委、 政府、 人大、 政協的關系進一步理順， 但實際上仍然存在黨委高度集權的行政領導格局；盡管有步驟地削減了黨委副職人數和職數， 提高了交叉任職在黨委班子中 的比重， 縮小了只能由黨委班子拍板決定的事項范圍， 但實際上黨委書記的一言堂現象還是沒有能夠從機制上得到有效遏制；盡管黨在民主監督、 管理、 決策、 選舉等多方面相繼施行了 新的舉措， 還通過“適度放權” 實現了 “還權于民” ，但實際上人民群眾的行權、 維權成本仍然居高不下， 過去的政治權力配置體系仍然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態圖譜。

之所以出現政治體制改革的初衷與實際效果不符的局面， 其根本原因還在于以權力配置為重點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還不夠全面、 不夠深化。有鑒于此， 全會提出：

第一， 施行黨政職權適度分離。在科學合理處理好黨政關系的同時，黨委要避免過多介入行政機關職責范圍內的日常事務。各級黨委要積極面對存在的問題， 探索行政體制改革的新路子、新方式。

例如，?地方政府黨委書記在一般情況下應規避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不能隨意插手或控制人大事務；有的地方政協主席由一名黨委副書記兼任，?使黨委過多干涉了?政協內部事務。如果不正視這些問題，?那么所謂黨委協調各方、?總攬全局，?就會成為事實上黨委集權的借口?。

第二， 要改變黨內權力運行缺乏監督的狀態。當前， 各級黨委實際上集中了各級黨員代表大會或其常設機構的決策權， 而它在決策和執行的過程中 ， 又對本身被賦予監督權力的紀委施行領導權力， 客觀上使黨委成為集決策、 執行和監督為一體的絕對權威機構， 不利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活力的施展。

第三， 要充分發揮我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法寶。也就是說， 黨委書記與其他黨委成員在堅決貫徹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下， 同質、 同量、 同等行使票決權， 絕不能只流于民主集中的形式， 只集中、 不民主或者只民主、 不集中都是不可取的。總之， 全會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定目 標明確、 方式果斷， 切實以頂層設計推動改革的全面深化。

全會開啟的社會新進程

與全面深化改革相適應， 社會體制改革是改革開放三十五年來社會主義社會體系基本建成之后要進一步探索的改革新領域。

黨的十七大就已經意識到， 不斷出現的社會問題逐漸與經濟建設相剝離， 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 于是提出“社會建設以推進和改善民生為重點” ， 這標志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增了 一項范疇， 即業已獨立于經濟建設的社會建設。

全會繼承和發揚了 十七大的社會建設創新理念， 下決心全面推進和深化社會體制改革， 包括：全面深化教育體制改革， 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積極推進就業政策， 將改革目標定位于充分實現就業、 提倡就業公平、 改進就業結構、 擴大就業規模；深化分配體制改革， 以兼顧公平、 效率為原則， 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為基調， 讓人民普遍分享改革開放紅利；加快醫療衛生體制改革， 努力實現老有所養、 病有所醫的價值目標， 完善覆蓋城鄉 的社會保障體系和醫療服務、 衛生服務體系；進一步提高社會創新管理水平， 建立健全黨領導下的公眾積極參與、 社會共同協調、 政府負責到底的社會科學化管理新格局。

全會之所以提出上述社會體制改革目標和途徑， 其中一個重要根源是社會體制改革與人民群眾的期待還有很大差距， 需要全會在該領域的更高層次上實現良好開端、 開啟全新進程。

文化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社會改革的一大重點和難點。

三十五年來， 文化體制改革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前進的步伐。

如今， 中國在市場的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下已經建立了 一整套極富活力的文化生產、 經營機制， 實現了 政府主導、 社會監督、 行業自律、 文化生產和經營主體依法管理運營的多位一體。全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具體描繪了 中國文化事業未來發展的路線圖。

全會之所以提出全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就是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 讓社會主義文化面向現代化、 面向未來和整個世界民族之林。一方面保障人民的文化權益， 另一方面滿足人民的文化需求。真正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數， 真正提高人民實現“中國夢” 的自信心， 真正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

此外， 全會還將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作為社會改革的另一項重點。新中國成立后， 長期存在城鄉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之前， 計劃經濟體制還不斷加強和固化了這種二元結構。

時至今日， 社會管理的城鄉二元結構仍然沒有徹底改變，成為“三農” 問題解決的根本性制度障礙。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固化及其負面影響的正確途徑。

全會提出， 要讓九億農民參與國家現代化建設、 分享現代化發展成果， 必須建立健全城鄉一體、 工農互惠、 以城帶鄉 、 以工促農的新型城鄉結構關系。為實現這一點， 全會還明確提出了四個要求，

即：推動城鎮化發展；推進城鄉公共資源和市場要素的均衡化配置；充分賦予和保障廣大農民的財權；構建農業經營的新型體系。這些具體措施明確了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改革的思路， 對縮小城鄉差距、 實現城鄉 一體化發展、 增強城鄉活力、 促進共同繁榮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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