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數字技術的出現大大降低數據搜索、存儲、計算和傳輸的經濟成本，并使新的經濟活動成為可能。多年來，那些能夠創建基于平臺生態系統的組織已經成為一股“創造性破壞”的力量。經濟活動(C2C、B2C、B2B)圍繞基于價值創造和價值占有的平臺生態系統進行重組，這是由多方平臺利用“數字之手”行動的結果。為進一步理解數字平臺經濟(DPE)，本文提出由三個相互關聯概念組成的框架: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多邊數字平臺和平臺生態系統(用戶和創業者)。量化DPE發現歐洲在平臺化方面落后于美國和亞洲;歐洲現有的公司沒有引入足夠多的新技術，初創公司規模仍然較小。

關鍵詞：創業;生態系統;多邊平臺;平臺經濟;用戶;交易成本;數字經濟

1. 引言

數字平臺經濟（DPE）一詞于2016年由Martin Kenney和John Zysman提出，如果工業革命圍繞工廠組織，管理經濟圍繞公司組織，那么數字革命則圍繞數字平臺組織。相對而言，本文在此基礎上，關注經濟結構的變化以及使之成為可能的組織的演變。

本文有三個貢獻點。首先，利用過往50年幸存企業的獨特數據庫，驗證“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現有企業無法引入新技術，需要由新創企業來開發DPE”的論點。其次，發展一個集成基于平臺的組織的DPE概念框架，同時將框架應用到全球經濟中，識別并衡量在平臺經濟每個象限中有公開可用數據的公司。本文提出，全球DPE由數十億供應端和需求端用戶、數百萬應用程序開發者、數千家數字基礎設施公司和數百家多邊平臺公司組成。第三，提供一個以歐盟、美國和中國為中心的全球DPE分析的政策框架。

2. ITR和信息成本

信息技術革命（ITR）的主要成就是運用平臺的數字之手，通過多方平臺降低信息成本。在工業時代(1800-2000)，經濟決策由管理層做出。在數字時代(2000年至今)，經濟決策由數字技術輔助。平臺和基于平臺的生態系統創造以往因成本高而不存在的市場。平臺組織能夠將成本（搜索和信息成本、議價和決策成本、監管和執法成本）降低到幾乎為零。此外，通過取代官僚主義，權威和權力的相關成本也得以降低。憑借巨大計算能力、復雜算法和大數據，通過多邊平臺進行的市場交易降低了層級力量的成本和需求。

下表概述三個世紀以來經濟的演變。21世紀正在從管理的有形之手轉向平臺的數字化之手。平臺組織通過網絡效應取代垂直整合的企業。這種新組織形式依托在管理權威下不存在的全球生態系統。知識的主要形式是人力資本而非物質資本。

3. 平臺經濟

基于文獻，本文提出三大部分幫助理解DPE: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多邊數字平臺和平臺生態系統(用戶和創業者)。Saadatmand等學者(2019)將數字平臺描述為“一種以技術和社會化過程為特征的新興組織形式:(1)由模塊化核心、標準化接口和互補性擴展組成的技術架構，及(2)一套治理機制，以管理由獨立互補者組成的生態系統，這些互補者通過共同創造平臺價值來實現平臺的價值主張”。

1.多邊數字平臺

數字多邊平臺被視為價值創造、價值獲取和價值占有的創新路徑。平臺業務與傳統業務有諸多不同。首先，平臺企業是中介，其核心競爭力是降低或消除交易成本。有趣的是，平臺降低公司外部市場的交易成本，而不像傳統企業降低公司內部市場的交易成本。其次，平臺業務由需求方驅動，這意味著用戶在商業模式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積累用戶對于平臺業務產生質量匹配和價值占用至關重要。第三，數字技術深深植根于平臺企業的核心價值主張之中。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計算能力的提高和計算成本的降低使得IT部門的創新不斷涌現。互聯網、開源軟件和云計算的普及普遍降低了試驗學習成本。

2.平臺生態系統

管理經濟和平臺經濟間的主要制度差異之一是平臺生態系統的作用。平臺生態系統不同于創業生態系統，由地區開發和培育，而是由平臺組織發揮作用。Susan和Acs(2017)最早認識到生態系統文獻存在研究不足。他們發現，數字時代對創業精神的概念化存在重大差距，忽視了知識作為一種資源在經濟中發揮的基本作用。因此在整合數字生態系統和創業生態系統文獻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框架——數字創業生態系統。這個新框架將基于平臺的生態系統置于用戶、創業者、基礎設施和機構的更廣泛背景下，其中兩個生物實體(用戶和創業者)驅動個體代理，兩個非生物組件(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機構)形成外部環境。

3.數字技術基礎設施

隨著數字技術越來越以服務為中心，強調社會化嵌入，并承載密集的人類互動，需要從更開放、包容、動態和靈活的數字基礎設施(DI)視角來捕捉數字化的影響。DI植根于數字技術，是一種社會嵌入式的機械系統，包括技術和人的組件、網絡、系統和過程，這些組件可以產生自我強化的反饋循環。而DI的靈活性和反饋循環等能力，促進了互聯網創業者的知識學習和產出，加強了DI作為創新活動的基礎作用。

4.數字平臺經濟企業

經濟學家認為在經濟活動中，處于供給端的企業和要素市場占據了中心位置。在管理資本主義中，大公司是利益的中心組織，要素市場內部化，現代企業取代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和引導經濟。而在平臺經濟中存在著一組更加多元化的組織，技術扮演著比在管理經濟中更重要的角色。平臺經濟將至少部分要素市場外部化到生態系統中，兩組自治的參與者（創業者和用戶）通過互補性和分布式治理結合在一起。構成基于平臺的生態系統。

數字平臺經濟中有四種類型的主體。分別是數字多邊平臺公司、由電信服務設備公司組成的數字基礎設施公司、需求方和供應方用戶、以及開發軟硬件并推廣多邊平臺的新技術公司。平臺經濟中公司的規模分布是高度傾斜的，只有少數非常大的公司，數千家中等規模的公司和數百萬家小型公司。（詳細內容可參見原文）

5. 討論

如何理解21世紀全球數字平臺經濟的演變?政治經濟學或許能提供一把鑰匙。1870年以前的經濟學研究涉及兩大問題：經濟內部的分配和經濟內部的形成。1870年以來，隨著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對邊際革命的討論使分配問題逐漸構成“經濟理論”本身，而形成問題不再是經濟理論的核心。20世紀90年代后，兩種新的政治經濟學框架出現：國家創新體系和國家優勢理論。二者有三個共同假設：（1）知識是經濟中的基本資源;（2）知識通過制度嵌入的互動過程產生；（3）國家依賴于現有公司來實施新技術。然而，這兩種觀點都沒有充分考慮新公司的作用。創新大多來自于行業中小(年輕)公司，而非成熟公司，這破壞了國家創新體系和國家優勢理論的一個關鍵假設。

歐洲經濟政策的主要理論基礎假定現有公司將引進新技術。這些主張如何影響整個歐盟及其各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在一項關于歐洲創業未來的研究中，發現與美國、中國和東亞相比，當代歐洲的熊彼得式/高影響力創業生態系統相對較少。總之，數字技術的發展，使得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平衡隨著等級制度被平臺網絡的取代而發生變化。